第一篇是《论律师》，中国律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二篇是《论打黑》，我不反对打黑，我的十三年前的论文，在《公安学刊》上就发表打黑论文，我是全国最早提出打黑的学者，当时公安大学的教授给公安学刊编辑部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完全把黑社会的种种要件搞明白了。三年以后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几乎完全采纳了我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四个构成要件、“保护伞”等内容全部有。人民大学书报中心第二个月就转载了，是有据可查的。所以我不反对打黑，我说黑社会产生的原因就是警察失效，警匪勾结才有可能产生黑社会。第三篇，他们还要骂得我这么凶，我看出来了，中青报的文章肯定是公安机关的人参加写的，我想我可能要挖他的老根了，我就写了一篇《论智库》。第一句话就是“重庆打黑无高参”，这篇文章其实是写给重庆高层看的，给他们提点建议。我说你要管管好你的智囊，按照这样打，种的是龙种，收的是跳蚤，起什么作用，没有明白人了，身边都是一些赳赳武夫，只知道打呀杀呀那些人。我说要叫高级法院的人当高参，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当高参。现在我也很失望，现在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也不行了。那么这三篇以后的呢，一些评论又出来了。我就写七八篇东西，这里不展开多讲。后来到二十二号那一天早上我收到一个短信：陈律师，我是高子程，你能不能和我一起为李庄辩护，我当时也没有想基于义愤就回了二个字：可以，发了以后再想就后悔了。因为浙江有个文件，重庆的案子要经过请示、研究。发出去了咋办，我马上回信，让我向有关方面征求一下意见后正式答复。我马上叫合伙人讨论此事，我说这个案子，康达所叫我参与。他们没有考虑就全部反对，没有一个合伙人同意，听说我要到重庆去他们全反对。他们说今年京衡发展势头这么好，我们管住长三角就够了，不要到那里趟浑水。搞得我也很犹豫，这时候我想打电话也不好，书面请示也不好。想了个圆通的办法发短信。我给司法部的朋友发短信，给全国律协发短信，司法厅、司法局领导发了短信，短信什么意思？我已经备案过了，你可以来阻止我，你不来阻止我就是默认。他不阻止我不表态，我冲上去了也不能怪我。后来想想还是不行，去电杭州市司法局，我说有个事情要汇报一下，就是网上吵得很厉害的李庄案。司法局两位处长很重视，说我们不下班了等你来，我一到，他们就说我们请示过局领导了，我们局长很支持，你放心去好了。我们二个就不要讲了，当然支持。然后我就表示感谢，我说马上去了。司法厅一个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要我多加小心。没有办法，今天大家都是律师同行，我讲就些，就是大家注意加强安全保护。我不是没有头脑就冲出去了，全部备好案的，部里面、全国律协都知道的。目前为止部里面、全国律协没有表态的。这么重大的事情，组织、纪律观念要有，司法局管我们是对的，管我们是保护我们，有些东西不能过分孤军奋战。此后我就给高子程律师打电话了，说我愿意接受委托。这时候家属就不断来电话说飞机票什么时候订，材料到哪里看，律师费。高子程律师给我发了个消息：报价！我也没有回信。这个案子我原来想道义之辩，lawyer for lawyer,按法律援助来办，就去了。我在平安夜把台州两亿的并购项目谈好，把我的四个律师留在台州，我就奔肖山机场，平安夜我是在飞机上过的。飞到北京，二十五号傅洋主任与我中餐，我与康达所的高管单独见了面，二十五号我同李庄家属签署了委托书。二十六号我在北京参加了个独立董事会，二十七号夜里飞到重庆。合议庭的法官、书记员全体等我们二个律师等到夜里十点钟。我们的申请都是在北京传真过去的，申请证人到庭、申请调取证据、申请调取录像、申请伤情鉴定，我们的举证目录是二十六号传真过去的。法官就告诉我们，你们的申请我们全部收到了，所有要传的证人我们都跑过了，我们双休日跑的，八个证人全部送达了，全部的笔录都做好了，没有一个证人愿意出庭作证，我们法院也没有办法。所有的送达和不愿出庭笔录都是打印好的，只是签字是证人他们自己签的。我说非常感谢合议庭，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希望证人全部到庭，至少龚刚模要到庭，其他人可以不要求。第二，龚的伤情必须鉴定，伤情不鉴定你们的司法公信力形象太差了。我们所有证据申请你们表面上漂漂亮亮地走过了，但没有实质内容，这样搞以后诉之媒体之后，世界舆论面前如何交代？法官低着头说这也对，我们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后想出来鉴定同意了。所以第二天拿到这份法医验伤鉴定，我同高律师都很意外。三十号要开庭，二十九号夜里十点钟送达给我们，我拿到以后很高兴，因为原先已经不抱希望了。《辩护词》都写好了。我赶快改辩护词，我的习惯是开庭之前把证据体系和辩护词都搞好了才上庭。辩护词搞了12000多字。所以说，法院也充分地尊重了律师，充分地保护了我们的权利，至少是在表面上。这个案子就这样走上了法庭，里面有许多花絮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