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薄熙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的王立军告知其妻薄谷开来涉嫌重大刑事犯罪后，相继实施了当众斥责王立军并打王立军耳光、摔杯子；根据薄谷开来的要求，安排没有调查权限的吴文康对“11·15”案件原侦查人员王智、王鹏飞进行调查；违规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要求公安机关对王鹏飞进行审查，致使王鹏飞被采取刑事立案侦查措施，提议并批准取消王鹏飞作为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候选人提名等一系列直接打击、压制揭发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犯罪的人员、干预案件查办的行为，表明其严禁复查“11·15”案件的意图，致使“11·15”案件未能依法及时查处。同时，王立军的证言证明，其叛逃系因薄熙来违规免去其公安局长职务、对其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调查等滥用职权行为使其感到自身处境危险，经审理查明的相关事实也表明王立军的叛逃与薄熙来的滥用职权行为直接相关，薄熙来的行为系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此外，上诉人薄熙来明知薄谷开来与王立军叛逃相关联，在相关人员向其汇报王立军叛逃事件并研究应对措施时，允许无权参与处置的薄谷开来参与研究，并采纳薄谷开来所提由医院出具王立军患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意见，当属滥用职权纵容薄谷开来参与研究王立军叛逃应对措施。而相关医院根据薄谷开来的要求，在未对王立军检查，亦无相应诊断、病历资料的情况下出具了“王立军存在严重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的诊断证明，该诊断证明显系虚假。薄熙来明知王立军叛逃，仍同意重庆市有关部门发布王立军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微博信息，误导公众，应当认定为滥用职权。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薄熙来实施了一系列滥用职权行为，其行为是导致“11·15”案件不能依法及时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根据。薄熙来及其辩护人的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14、对于上诉人薄熙来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判决认定薄熙来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系因王立军叛逃，但量刑却重于王立军犯叛逃罪所判处的刑罚，主次颠倒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

　　经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载明，王立军所犯叛逃罪情节严重，其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应依法从重处罚，同时其又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两个法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以叛逃罪判处王立军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上诉人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其行为不仅是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11·15”案件不能依法及时查处的重要原因，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所犯滥用职权罪属情节特别严重，又无任何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一审法院对其定罪量刑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薄熙来、王立军所犯罪行不同，社会危害性、量刑情节等亦不相同，二人的量刑不具有可比性。薄熙来及其辩护人的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15、对于上诉人薄熙来的辩护人所提一审法院未考虑薄熙来涉嫌受贿犯罪大多是被动所为、事后知情，对其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受贿数额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上诉人薄熙来受贿数额达人民币2044万余元，一审法院对其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已经充分考虑了其犯罪的具体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量刑适当。辩护人的前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薄熙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薄熙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侵吞公款，其行为构成贪污罪；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薄熙来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