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有什么理由说我和徐明有特殊关系。这种说法实在是不客观。过去的30年实实在在地讲，我水平不高，但我就是一架工作机器，没有功夫去过问那些鸡毛蒜皮、婆婆妈妈的小事，如果我整天对着机票、住宿费、旅行费这些事，我觉得大连搞不起来，商务部的谈判也没法进行，国家选拔我，不是因为我会算

　　账，我不是搞报销机票的会计，还有，开来说我知道，还事前事后多次对我说过开来有这个证词。但实际上，开来和我的家庭生活是什

　　么状态呢？其实，2000年到2007年她一直是在国外的，回国时间很有限，直到2007年以后十七大开完了，我到了重庆市，要知道，重庆有十四个贫困县，是个小省，但我到任后，却把十四个县都跑遍了，这得需要多少精力和时间，然后我还很困难地回到重庆，迎来送往的，我已经很累了，我有多少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开来还见到我时就给我提什么报销机票的事，什么瓜瓜旅行的事，而且还事前事后每次都给我说，这符合情理吗？我认为检察机关对我的起诉实际上是非常片面地、武断地、主观地，且也不问这些人的人品，都无条件地采信了这些不利于我的证言，然后整在一块，说是我不可推翻的证明，我认为，这显然不符合我国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要求。刚才公诉人还说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我也提醒了你们不要误导法庭，对于开来说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小事都给我谈，试想开来她是不是一个知识女性？她还希望不希望我对她还有感情、还爱她？而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她还是个有文化的人，设想一个有文化的人每天都来和我谈这些小事，我是辽宁省长、商务部长啊，我会看的上那些吗？还有，开来曾是国际法学大师的得意门生，她在我心中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试想她愿意在我印象深处蒙上一个家庭妇女的印象吗？还有，说开来有证言徐明给瓜瓜花钱，说什么瓜瓜是薄家第三代最有出息的等等，如果开来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你们想一下，瓜瓜又跟人要名表、又要豪车、又要国际旅游，又找一大部分同学来开销，还信用卡超额消费，我会喜欢这样的儿子？谷开来当时是千方百计在我面前，让我感受到薄瓜瓜行，薄望知不行，反过来再说，这还是我们薄家的家风吗？我可以给大家讲，我现在穿的夹克，我柜子里放的西服，还是大连新金县（音）乡镇企业生产的，我本人对穿戴没什么兴趣，我现在穿的棉毛裤，还是我母亲60年代给我买回的。还有，说到尼斯的房产，检察机关费了很大的劲，我很佩服你们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说来说去，所有尼斯房产跟我相关的证据是什么？其实就是十年前，我回家的时候偶然看到徐明和开来正在看幻灯，但我对此毫无印象。

　　被告人：徐明和谷开来的证言中，关于什么徐明出资，什么瓜瓜长大以后怎么样等等，这些主要情节，谷开来和徐明二人惊人地相似，但最后问薄熙来有什么反应？都说不上来了，徐明说薄熙来就是点了点头笑了笑，谷开来就说“他挺高兴，他支持我。”这话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呢？质证时我问徐明，既然你和开来这么亲密合作，后来谷开来在沈阳看幻灯之后，又跟你说过我有什么反应？“没说过。”这个事很凸头凸脑地冒出来，而且谷开来说图纸摊了一桌子，所以薄熙来知情。看图纸和摊了一桌子和我知情有关系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突然听了看幻灯的概念，就能说明我受贿吗？这种证据支持是不是太脆弱了？太牵强附会了？而且我说之后十年谷开来一直在瞒着我，她费尽心机、屡遭挫败，甚至怒气冲天，最后艇而走险。这十年有任何一个环节谷开来向我说过什么吗？和我商量过什么吗？请我帮过什么吗？所有的情节一概没有！这合理吗？真有什么困难她应该和我商量商量，她干嘛不跟我商量商量？我是她丈夫啊，我是知情人啊？有无数情节和机会。谷开来费这么大劲，为什么不找我商量？直至尼尔伍德和德某某出现，她宁肯找王立军和徐明说，但就是对我守口如瓶，案卷中没有任何一点显示我知道这些事情。这不让人奇怪吗？我总应该比谷开来权力大一点吧？能力、办法多一点吧？如果我知情，她跟我商量商量我再改上几笔，再跟郭某某以某种方式通个信。息，把握不是更大吗？但这个事没办成，多可惜啊？关于2004年，我问过徐明，2004年前后你觉得开来对你讲过，我有什么担忧吗？他说没有。你去找我之前，开来对你讲过什么意见吗？他说都没有。我实际上已经把这些问题简单地做了提问，而且事实上你们现在把它作为攻守同盟的判断，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太牵强。另外谷开来当时讲是在十年前她要把房子留给瓜瓜作产业，让他专心学习。实际上瓜瓜当年才15岁，还在上中学，谷开来至于这样吗？而且我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