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从整个情况来看，他是个集体决策的行为，被告人虽然提出了建议，那么这每个建议，领导人对下属某种考虑、对其工作进行调整或免除其职务也好，属于行使职权。在这里面问题出在没有向公安部请示，这里边被告人讲对此愿意承担责任，但这样的责任是否足以达到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关于2月7日所指控被告人纵容王立军叛逃的问题，凌晨一点多，情况紧急、时间紧急、地点特殊的情况下，谷开来刚好碰上这个事情了，这种情况能说是被告人有意纵容她吗？在这种情况下谷开来提出王立军行为怪异的情况，提出王立军可能有精神病，是否作出非政治化的处理，减少社会影响。对于休假式治疗的事，周某、吴某某、马某某说得很清楚，这个说法是他们三个人的创造，而且他们三人的创造本身也没有恶意。提出这个建议写了这个条子，拿给翁某某，翁某某是否给被告汇报了不清楚，靠翁某某一个人说其向被告人汇报了，这是个孤证。通过上述陈述，公诉人所讲的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滥用职权的行为，可看出被告人许多不是滥用职权。这些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现在造成两个结果，最直接的结果，第一是11·15案件没有得到及时的查处，那么合肥市中院的刑事判决书、成都市中院的刑事判决书非常清楚，责任在于郭维国、王立军、王智、王鹏飞。还导致了什么结果呢？王立军叛逃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刚才讲了王立军感觉到自己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也包括被告人打他耳光、免他的职，相关人员失踪等法庭调查清楚了，与被告人没有关系，打一个耳光就能打成叛徒？免一个职就能免成一个叛徒，这不符合正常说法。前面有一些行为，但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无法对应，同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对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按照相关的解释，重大损失应该是经济损失，在案证据无法证实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是因为人比较特殊、事比较特殊，并不是职权行为本身导致影响的扩大，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场合，导致的某个行为影响力放大，同时人本身的特殊，本身被告人地位特殊，王立军在叛逃以前也是公安战线的明星，其有知名度，而其叛国叛逃，这么一个有冲击力的事情，一系列的事造成影响的扩大，后果不能都放在被告人头上。

　　辩护人：辩护人注意到，此次庭审过程细致、充分，也充分保障了各方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审判长调度有方，法庭的气氛紧张而不失理性，并充分利用新媒体，扩大民众对本案的知情权，甚至被人称为是我国司法审判的标杆，是否还需检验，得到了国内乃至国际的高度评价。但辩护人深信，薄熙来一案影响重大而深远，济南中院审慎而开放的姿态，无疑代表着中国法治方向的大潮流和新动向，只有依据这种大潮流和新动向，对本案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才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人民检验，也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发言完毕。

　　审判长：公诉人可以进行答辩。公诉人：首先对薄熙来自己提出的辩护意见，公诉人认为薄熙来提出的所有辩护观点没有事实依据，被告人仅仅是根据对证人证言的否认和其自己对所做问题的分析而作出结论，没有证据证实，且被告人对关键证人唐肖林，王立军，王正刚，薄谷开来，不惜用低毁这些人人格的意见来否认证言。但这些人中，有的是被告人妻子，有的是被告人的同事，有的是被告人的下属，且这些人都没有陷害被告人的主观动机。对辩护人、被告人提出的具体辩护意见，公诉人首先对受贿犯罪接受唐肖林110余万元的事实综合答辩。被告人薄熙来利用职务便利，为唐肖林及大连国际谋取利益，为被告人的请托提供了帮助，既为唐肖林个人谋取了利益，也为大连国际谋取了利益。法律规定谋取利益，既包括合法利益，也包括非法利益。被告人薄熙来辩解对唐肖林的大连国际提供了很多帮助是公事公办，仅此一项不可能构成犯罪，而为对方谋取利益的前提下，又收受了唐肖林的贿赂，有这两点就构成受贿犯罪。而不是单纯指控被告人为对方谋利，唐肖林给被告人送钱，有唐肖林的证言，有宋某某等其他的证人证言，书证相互印证，薄熙来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有供述，这些供述不仅在纪委调查，而且在检查机关侦查、检查、起诉阶段都作过统一的供述，因此认定被告人收受唐肖林3次贿赂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对于收受徐明的贿赂，被告人有两个明知，一个是明知自己为徐明谋取了利益，给徐明的大连实德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第二个明知是在具有权钱交易的背景下，通过其妻子薄谷开来收受了徐明提供的购房款，并在法国购买了尼斯房产，在明知的情况下收受了徐明为薄瓜瓜和薄谷开来提供的各种资助，两个明知足以认定薄熙来的受贿犯罪。对于指控被告人薄熙来犯有贪污罪，主要证据能证实被告人薄熙来有贪污的故意，贪污的证据有王正刚稳定一致的证言，而且有出庭作证，有谷开来的证言，有转款人严某某、赵某某的证言以及相关书证，这一系列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认定被告人有贪污公款的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