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陈素英的陈述（见询问笔录、卷宗第112页第5行）：谈好以后，他（指江礼才）就和甘雪梅走路去取的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取的钱，取了钱回到茶楼，甘雪梅说：“要把钱全部放到我兄弟那里”。

　　以上三人的陈述是一致的，共同证实了“甘雪梅和江礼才一起去取的钱，江礼才把4.9万元交给了甘雪梅，甘说要把这4.9万元全部放到她兄弟那里”。

　　而甘雪梅的供述与说法，则自相矛盾：

　　1、甘雪梅的供述、卷宗第47页第5行：说好后，他们（指江礼才和范长军）去取的钱，当时他卡上只有5万多元钱，银行规定只能取5万元以内的钱，所以当时江礼才只取了4.9万元交给范长军……出了茶楼，范给了我4000元钱。

　　2、甘雪梅的供述、卷宗第119页第8行：回到茶楼……江礼才将那4.9万元交给了我，我写了一张收条给江礼才……在外面，我便把这4.9万元钱全部交给了范长军，范从中拿了1000元钱给我。 3、江礼才的陈述、卷宗第98页倒数第3行：甘说：“我收你4.9万元拿给我兄弟了，我兄弟把钱拿给范长军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甘雪梅为了推脱责任，隐瞒江礼才4.9万元的真实去向，信口雌黄且自相矛盾。江礼才交钱给甘雪梅这是多人已证明的事实，而甘雪梅说她把钱交给了她兄弟(甘雪梅的供述、卷宗第30页第12行：我说的那个在重庆当公安的兄弟叫陈斌，是我五爸的儿子)，她兄弟又把钱交给了范长军，那她兄弟交钱给范长军时，不可能不要范长军写书面依据，无书面的交接证据，不能认定。

　　结合甘雪梅于2004年10月12日出具给江礼才的“还款计划”，其中写到：我和丈夫刘世安于2004年4月向江礼才借到人民币4.9万元，现已归还3.3万元，尚欠1.6万元，经与江礼才协商，我和刘世安定于本月底还6000 元，2004年11月底付清余款1万元。如果到期不还，以家庭财产作抵押担保。从这份还款计划来看，甘雪梅在承担还款责任，其主要原因有两个：1、此 4.9万元系甘雪梅向江礼才的借款；2、此4.9万元是由甘雪梅收到并使用或给了她兄弟或其他人，但不是给了范长军。

　　以上4.9万元属甘雪梅向江礼才的借款，范长军没有进行非法占有。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认定范长军诈骗的证据不足。

　　以上二----六项（项治华、陈波、张中、吴远锡等、江礼才）共计24.6万元，全部是由甘雪梅在进行占有和使用。后赵治兰代范长军偿还了项治华的9万元，甘雪梅还了陈波4000元。也即是说，所有款项都是由甘雪梅在进行占有和使用，而范长军没有进行非法占有、使用、挥霍、隐匿或携带财产逃跑。一审法院只片面采信甘雪梅的口供，而不采纳原始的、客观真实的、合法有效的书证，导致没有查清这24.6万元的最终去向，事实不清，定性错误，认定范长军诈骗的证据不足。

　　七、事实上，范长军是甘雪梅、陈兴利等所设骗局中的受害者：

　　因甘雪梅介绍、陈兴利发包鸳鸯工程，范长军听信了他们，并支付了工程保证金，认为甘雪梅、陈兴利能为他拿到工程。范长军先后向甘雪梅支付了接洽工程的款项共计312610元（其中银行打款277410元、现金支付35200 元）。范长军支付的这些款项中，有项治华的9万元（定金3.5万、报名费2万、借款3.5万）、陈波的3万元、吴远锡等的3万元，还有范长军从亲姐姐范长凤处借来的7万，还有范长军自己的近10万元。甘雪梅占有的款项：范长军打款及现金312610 + 张中、江礼才的9.6万 = 408610元。项治华、陈波、张中、吴远锡等、江礼才的24.6万和范长军自己的162610元，共408610元全是到的甘雪梅手里，却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消失无踪。对于款项的最终去向，一审法院也未查明。范长军受害自身损失了162610+还项治华9万=252610元，却被认定为了诈骗犯。一审事实不清，认定范长军诈骗的证据不足。 八、关于本案中的录音带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1、甘雪梅在一审开庭审理中承认自己清楚范长军等将通话录了音（见法庭笔录第9页第5—10行）。合川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庭审中甘雪梅的陈述不符。同时，案件证据自有审判机关来审查核实，而该 “情况说明”别有用心地对证据进行判别，其目的无非就是欲阻拦录音带的公开与布众。录音带里究竟反映了怎样的一些不可示人的秘密？因甘雪梅承认自己清楚范长军等将通话录了音，所以，至少在范长军、赵治兰与甘雪梅通话时的录音，甘雪梅是知道的，这些录音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