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非目的犯中犯罪目的已经包含了直接故意的全部范围，但在目的犯中仅具有对符合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还不够，“还必须具有超出这种认识的特别的意欲”。另从目的与刑法规定的关系看，目的犯中的目的表现为：一是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目的；二是刑法分则虽无明文规定，但依据条文对犯罪构成的表述而为成立犯罪所必备的目的。据此，连续交易的操纵证券市场罪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刑法条文没有明确规定的目的犯。虽然《刑法》第182条原本规定“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但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也可能出于促使金融资产增值、制造虚假利润等目的。就犯罪目的作出统一规定，既不够周延，也会造成证明困难；另外，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目的犯只能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而欺诈手段的操纵还包括间接故意的形态，甚至可能是轻率。因此从逻辑上分析，使用欺诈手段的操纵证券市场罪不可能是目的犯；基于价格变动的操纵证券市场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这与目的犯中目的存在的前提一致。

　　就连续交易而言，交易方式本身并非违法，即使行为人具有连续交易的故意，也不能仅凭此认定其存在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因此，在对符合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之外，还需另加上“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从中非法获利”的特别意欲。即只有行为人在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并从中牟利的目的支配下，连续进行证券交易，才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对于使用欺诈手段的操纵证券市场犯罪，只要行为人意识到自己在实施洗售、对敲、散布虚假信息等行为就可以认定其操纵证券市场的故意。虽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常会认定行为人具有“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从中牟利”的目的，但此时的目的应该让位于动机，认定“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从中牟利”实际上是在查明行为人的作案动机，因为证券欺诈行为本身就可构成犯罪，并非只有“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从中牟利”的欺诈行为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宝万事件中，万科时有总股份11,039,152,001股，其中A股9,724,196,533股，A股中除宝能系、华润、证金汇金、安邦以及QFII、基金外，其余股份占比不到20%。由于中小股东流通盘面较小，股价容易被操纵，万科认为钜盛华明显具有资金优势、持股优势和信息优势，可以利用其掌握的多个账户实施市场操纵，并呼吁监管机构核查钜盛华增持万科股份过程中的连续交易、约定交易（对敲）等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此事件中，要证明钜盛华以连续交易的方式操纵证券市场，除主观故意外还必须要证明其存在“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从中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钜盛华作为资管计划的投资顾问，可提供证据证明资管计划购买万科股票是为了取得对万科的控制权，从而构成对“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从中非法获利”目的的有效反驳。

　　联合买卖与连续交易类似，都是市场主体凭借着资金或信息优势，在证券市场进行抬高或压低证券价格的实际买卖行为。与对敲的双方互为对手不同，　联合交易者同为交易的买方或卖方；对敲双方的委托彼此匹配，但联合买卖的对方是市场的其他主体。而且，联合买进或卖出本身并不违法，假如投资者经过分析认为某股票的价值低估，可以动员其亲戚、朋友共同买进，以期正常的供求关系引起股价上涨并从中获利。因此，联合买卖的行为人也必须具有“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从中非法获利”的目的才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此外，在操纵证券市场犯罪中，行为人有时会使用两种以上的方式，例如在联合买卖的同时进行连续交易。尽管分开看，二者在形式上都是合法行为，但将其结合使用已经明显偏离了正常的交易。在香港的泛海酒店股份操纵案中，被告人陈前远及其妻妹欧阳文珍、胞弟陈前达、朋友徐少锋分别通过多家证券经纪公司采用连续交易、联合买卖等方式收购或抛售泛海酒店的股票，涉及成交额1.9亿港元，导致泛海酒店股价上升78%。律政司调查发现，陈前远曾向徐少锋的账户存入247.4万港元，不久徐少锋便向证券经纪公司支付247.4万港元，结合陈前达的笔记本中记载有欧阳文珍、陈前达以及徐少锋等人买卖泛海酒店股票的手写记录，故认定四被告存在连续交易、联合买卖的故意并具有“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从中非法获利”的目的，构成了操纵证券市场刑事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