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法律移植的排斥心理。无罪推定原则虽然是符合国际潮流的一项先进的法律制度，但对我国来说却是舶来品。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界不少人对无罪推定原则存有一些偏见和误解，对该原则曾经长期持批判态度，指出无罪推定原则不合中国的国情。这种态度致使这一原则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我们的大多数司法人员受其影响，习惯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被告人，即所谓“进门三分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2、立法上的原因

    首先，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是否定式，否定式最大的缺陷就是内涵模糊、不确定。就字面而言，它含有既不推定有罪，也不推定无罪的立论，显得底气不足。

    其次，沉默权的缺失。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保持沉默或者拒绝回答和陈述的权利。“无罪推定原则必然要求确立沉默权，”[⑤]沉默权是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诉讼权利，沉默权的本质就是不被自证其罪的权利，公民个人或任何人都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因为根据天赋人权的理论，人是生来就是无罪的，人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无须证明的，证明被指控人有罪的责任及不利的法律后果概由控诉方承担，被指控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国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须提出有罪的证据。否则，任何人的无罪法律地位不变，就不能转化为罪犯[⑥]。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了这些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推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亦即由被告人自证其罪的司法理念。沉默权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的逻辑结果，没有沉默权，无罪推定原则要么不够彻底，要么没有。

    3、司法实践中的原因

    刑事案件一般都由检察院作为控方，而检察院在此种情况下身兼两职，既是控方，同时又是法律监督者，如果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的话，那么同时也就是判决检察院败诉，而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会认为自己的很没面子，因而就有可能进行抗诉。因此，实践中，为了协调法、检两家的关系，做到“相互帮助，分工协作”，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控方证据不足，一般不作出无罪宣判，而是建议检察院撤诉。

    四、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审判中的确立

    陈兴良教授说：“现代法治文明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对犯罪嫌疑人罪犯权利的保护。因为如果他们的权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公民的权益就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了，所以，权衡‘不枉’与‘不纵’，‘不枉’更为重要。”权衡利弊，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应是首要目标，而无罪推定原则是人权保障在刑事审判领域中的体现。因此，我国在刑事审判中应改变“有罪推定”的观念，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1、转变刑事审判的价值理念

    首先，树立刑法亦是被告人的保护伞的观念。[⑦]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是任何一国刑事法律所具有的两大基本功能，孰轻孰重，如何平衡两者关系，体现了一国立法与司法机关的价值取向，而这种选择又是以其法律价值观念为指导的。因此要想在我国全面实行无罪推定原则，首先应解决的是一个法律价值观念的更新与改变。法庭不只是惩罚犯罪的工具，也是保障人权的场所，法官应当适当弱化“犯罪控制”观的强劲势头，高扬和强化个体权利意识和权利被侵害时的法律救济观念，用个人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用程序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其正当行使，实现法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