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艺军介绍称，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英国等国都有着成熟的社区，未成年人在社区里成长，如果双方发生性关系，这就是整个社区的监管失职，会尽快召开社区圆桌会议，召集涉事双方的家长、同学、邻居还有警察来共同讨论事件的危害，如果双方家长达成谅解，事件就会调解解决，不必进入刑事程序。

　　而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市化一方面瓦解了八亿农村传统的村社结构，另一方面新移民的涌入也让城市中的个体彼此之间变得日益陌生。换句话说，社区的重建也是转型中国面临的课题之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社区圆桌会议这种在国外已经行之有效的模式，皮艺军认为，在中国目前恐怕还没有支撑其顺利复制的土壤。皮艺军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寻求在法律设计上下功夫，比如出台司法解释扩大对未成年人触刑案件使用民事程序的比例。

　　法律实为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

　　记者手记

　　记者注意到，李某一案在进入公众视野后，一直在以“刚满16周岁少年因强奸被判两年”的核心信息进行传播，不得不说，这是一次舆论的误读。如前文所言，李某的两年刑期并不是强奸罪一项罪名所致，而是抢劫罪和强奸罪数罪并罚的处理结果。单就强奸罪而言，如果李某没有前科，他很有可能被法庭判决缓刑，甚至免予刑责。

　　不过抛开这种无奈的巧合，当我们将话题的边界限制在未成年人在明知对方不满14周岁却仍和其发生性关系这一事实是否应该追责时，大众对这个话题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性权利天然应当为未成年人所享有，其自愿发生的性关系不应受到法律追责，而现在法律侵犯到了这一权利，为此相关法律应该受到质疑。随着权利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观点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拥趸，尤其是在青少年当中。

　　的确，立法的本意是为了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权利和行为能力是两个脱节的概念，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并不具备支持自身正确行使性权利的行为能力，如果法律肯定未成年人行使这项权利，必然会因行为失范而衍生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未成年女性大量怀孕，人流手术激增等。

　　为未成年少女设置14岁这条红线，并对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男子可能提起公诉，这样的法律设计看似是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一种限制，其实是一种保护。因为这是一项伴随一生的权利，而在未成年这个特殊的年龄段触碰这项权利，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其在未来的人生中正常享受这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