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联合执法可以防止有关部门推诿责任。由于部门利益的驱动，各职能部门往往有利大家都管、无利互相推诿，使得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和纠正。如，2001年广东省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米质量案”。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就此案进行采访时，广东省的工商、卫生和粮食三部门都认为自己的监督力量配备不够，对大米质量进行监督是其他机关的主要责任。[3]针对此类问题，联合执法可以加大整治力度，有利于形成强化管理、依法行政的共识，避免相互推脱责任，协力整治重点难点问题。

　　其三，执法环境方面的问题。

　　1、我国正处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初期，有些地方公民守法意识淡薄，存在大量违法现象，管理工作难度大，单靠一个职能部门来管理，孤掌难鸣，难以收到好的效果。联合执法规模大、声势大，形成强大的高压态势，给执法对象以巨大威慑力，具有高效率、低风险的特点，在政府处理一些重大棘手问题时会显示出强大威力。

　　2、行政案件往往涉及一些人的经济利益，执法办案会遇到方方面面的干扰，阻力多，难度大。联合执法集中多部门的力量，有利于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行为。

　　二、联合执法存在的主要弊端

　　尽管联合执法存在以上的优点，但是不可否认，当前联合执法弊端重重，在很多地方己陷入困局，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很多专家学者质疑其合法性与必要性。联合执法存在的弊端及问题主要有：

　　（一）大多数“联合”缺乏法律依据。

　　笔者在权威性的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的“法律法规”只找到了3个文件涉及联合执法，分别为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土地监察暂行规定（1995年）、煤矿隐患排查和整顿关闭实施办法（试行）（2005年）。“地方法规”也只找到152个文件。实践中，联合执法多为行政机关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习惯性或临时性的做法，主要通过联合发文的形式来统一行动，“联合”的合法性值得商榷。

　　（二）大多数“执法”缺乏法律依据。

　　联合执法现象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原因是可以高效率和低风险地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绕开复杂的法律程序，而往往将合法性的考虑放在次要地位。以联合执法机构或者几个主体联合的名义的执法，执行的往往是其中一个行政机关的“法”，而其他的主体则没有执法的权力，这种做法的实质上是“一个有权，一伙越权”。行政机关之间联合，其他的行政机关不能凭借“搭便车”的方式来获得合法的执法主体资格。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甚至是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公权力组织之间的联合，严重违反了公权力之间以及公私权力之间的分工原则，没有任何法律或法理依据。这种超越行政机关系统的联合执法破坏了正常的权力制约关系，实际上已异化为权大于法、司法不公和执法违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埋下了隐患。

　　（三）有些联合执法加剧了权力交叉和权力冲突。

　　有些没有行政执法权的组织，通过联合执法的形式“借用”了权力。联合执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反客为主，用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化”权力，长期侵占执法权，造成权力的交叉和冲突。例如，某地旅游部门主动与交通部门联合，核定船舶的旅游船资格并装上旅游船标牌，收取的费用由两家平均分配。但是，旅游部门随后制定了规范性文件，强制要求旅游船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持证上岗，这样，导致船舶管理权的长期冲突。

　　（四）联合执法不一定产生对违法者的震慑力。

　　联合执法往往采取“运动式”，联合公安、工商等强权部门，大张旗鼓，目的是提高威摄力，加大执法强度。但是，联合执法通常只是在某个阶段走个形式，违法者从中摸到了规律，风声紧了，收敛一段时间；“风头”一过，便死灰复燃。

　　（五）有些联合执法弱化了平时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