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法院在受理确认之诉案件（特别是肯定的确认之诉）时，需要特别注意两点：１、原告自身对客观存在的法律关系持何种态度。是为了打破这种法律关系，还是为了维护这种法律关系？原告的态度，是认定法律关系有无争议的重要指标。２、原告诉讼利益的核心是否在于对法律关系存在及其状态的确认。有无诉的利益，是认定诉讼要件成立与否以及判断原告是否滥用诉权的重要因素。　

    （二）从公司决议的诉讼类型分析　

    域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中关于公司决议的诉讼类型，无不是以决议内容、程序有瑕疵而提出，未见可以就决议有效而提出诉讼的立法规定。　

    公司决议存在瑕疵的，自然应当适用法律上有关行为瑕疵的规则。但由于公司决议作为团体法律行为，故而不能完全采取法律上关于无效或者可撤销的一般规定，而是通过一定的限制（如规定持股比例、提供诉讼担保等），对决议瑕疵及其司法救济给予专门的规定，以期缓解因滥用诉权所带来的不利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司决议的诉讼类型只限于决议无效与决议撤销两类，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决议有效的诉讼类型也能存在，那么或者是“无病呻吟”，无端浪费司法资源，或者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其真实目的还是在于防御他人提起决议无效、撤销之诉。　

    就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来看，公司决议诉讼类型采用了如同德国法律的“二分法”分类：如果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属于决议无效诉讼；如果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或者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属于决议撤销诉讼。另有日、韩等国家采用“三分法”分类，除了有上述两种类型外，还规定可以就公司决议不存在提出诉讼。　

    （三）从公司治理的司法介入分析　

    公司决议的程序是由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的，公司决议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在总体上是属于公司自治的范围。公司自治的本质是私法自治，私法自治在民商法领域具有核心价值。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干扰公司自治，而是为了维护公司自治活动的合法性、公平性。因此，司法不介入公司治理活动是常态，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活动只能是例外。司法对公司治理范围内的事务进行干预，需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那就是，必须以尊重公司自治为原则，避免司法介入不当、司法裁判过度。以此为基本立场，我们认为，在司法介入公司治理时，至少须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司法介入点难以确定的案件不宜受理　

    ２００５年公司法的重大修订，已经使现行公司法成为一部可诉性较强的法律。许多旧法没有规定的公司诉讼类型，例如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无效与撤销、公司人格否认、股东代表诉讼、公司解散等，在新法中都有了明确规定。但实践中仍有一些纠纷是否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新法未作规定。如：股东能否请求判令公司召集股东会议；股东能否就行使提案权、质询权提起诉讼；股东能否请求判令公司强制分红等。我们发现，新法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的这些类纠纷，绝大多数发生在公司内部，系因治理结构不完善、制衡机制失灵所造成。立法机关在修订法律时，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而是觉得有的问题争议太大，目前修订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立法机关这种慎重的态度，是我们在介入有关公司治理纠纷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介入点难以确定的案件面前，我们需要谨慎地把握受理条件，这也许是目前在不违背法律前提下的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