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那本着名的《中国大历史》的结尾部分颇为乐观地写道：“中国缺乏西方式法治，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它的缘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外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治生涯人士的黄金时代。”

　　黄仁宇先生的书是在几十年前写的，他的预言似乎开始显现。但是，我们还是要执着地追问：中国法律人士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吗？

　　有人乐观地看到，尽管我们还难以展示，新型的法律潮流已经在中国顽固的传统习惯之中如鱼得水，但我们大致可以预言，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中国人已经发誓要过上一种新的生活。法治在中国每一方土地的影响力，正方兴未艾。法律人士们颇感生逢其时，他们正在享受着一段千载难逢的社会转型时光。

　　人们还注意到，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们领导人的知识背景已经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社会走向近现代化的进程中，第一代领导人往往是打天下的将领，他们的救世济国的口头语里往往有很多“战”字，比如游击战、麻雀战、持久战，战天斗地、战无不胜等等，属于军人风格；第二代人往往是工程师出身，从政后成为西方政治学中称呼的“技术官僚”，他们的口头语里往往有“工程”二字，希望工程、三峡工程、系统工程、一卡通工程等等；第三代人往往是律师和经济管理师出身，不难预料，他们今后的口头语里估计一定会充斥着类似程序正当、案例分析、个案评估、当庭质证等等词语。

　　借用房地产开发业界里某种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说，第一代领导人，是军人风格，打地基的；第二代领导人，是工科出身，搞大楼主体建筑的；而第三代领导人，则应该是法律和经济管理出身，搞内部装修的。

　　如今，这栋大楼主体已经造起来了，即便它还不太美观，还有不少蹩脚的地方，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可能是，把这栋大楼装修得更平稳、更采光、更通风、更舒适、更和谐、更人性化。

　　人们更意识到，中国的法治建设其实才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当我们在某一个晨光初照的早晨，看到被冤狱折磨多年的赵作海（们）疲惫地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当我们在某一个夜幕降临的傍晚，看到司法公务员们在豪华餐厅里和“原告或被告们”频频举杯的时候，那些持乐观态度的人们开始发现，在和这个国家日趋膨胀的GDP数字并不相关的其他领域里，在和那一场场辉煌隆重且耗费巨大的举国庆典并不相关的其他领域里，我们的进步还微不足道。一个尊重法治和尊重人权的时代，一个成熟的法律职业群体的出现，其实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仅从法治社会的角度来说，中国还远未达到盛世。

　　无论如何，中国法治的发展，依旧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行，那些过于乐观的期待或过于悲观的猜想也许都无法改变这个漫长渐进的过程。无论是在背负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积累法律知识的厚度，还是在实践中培育出大量拥有专业和道德素质的法律职业人，我们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对此，中国的法律职业人似乎应当比其他领域的人具备更多的耐心。

　　（作者系旅美法律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