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你可以说从立法角度，我们制定的法律本身有一些是模糊的，是可以作两可之解释的，比方说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方说经常发生争议的所谓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故意犯罪中有一个间接故意，它跟过失犯罪之间的差异非常的微妙，现在经常被用来混淆视听。不过，就孙伟铭案而言，稍微了解一下相关条文的解释和过去的判例，结果还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成都中院的一审生生地判了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上诉到四川高院，维持原定罪名，刑罚改为无期徒刑。无论如何，两次审判都是显而易见的错判。

　　然后呢，司法的不确定性还来自于刚才浦律师所谓的官哨和黑哨。我觉得你说官哨，我们都理解，有些案件惊动了最高层。其实有些案件惊动最高层看起来很容易的。比方说邓玉娇，问题的关键在于影响很大，啊，惊动了最高层。最高层也乐于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个传统，最高领导人都要关注许多具体案件。最高领导人一施压，这个案件就是官哨了。的确，官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腐败，只不过司法没有了独立性。还有黑哨，涉及到的是腐败因素。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武汉大学周叶中教授的案件，你说肯定不是官哨，而是黑哨，我觉得你分类学上缺一个品种，黑哨和官哨之外还有一种叫红哨的。红哨是什么呢？当一个案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政治上的问题，如果法院判决的结果是让“国内外敌对势力”感觉到很开心，这不需要你所谓的最高领导人还亲自跟你说一说，中宣部给你打电话，不需要，你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哪儿去了？所以周叶中的案件我也不大相信有人直接跟法院打招呼，不是官哨，也难说是黑哨，但红哨的特征是明显的。

　　案件的原告，即浦律师提到的研究共和政体的王天成先生，被抄袭的那个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前讲师，他参与了一个民间组织，结果就被抓进去了，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在监狱里闲着没事，就天天想，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叫共和？共和和民主是什么关系……他脑子在监狱里老想这些事，出来以后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写了一些文章，讲共和主义——这是政治学非常重要的东西。结果那天在书店里看到另外一本叫《共和主义的宪政解读》，署名周叶中、戴激涛——不是戴季陶，是戴激涛。（众笑）戴季陶当然更有名，名气很大。他一看，自己研究的领域有人专门写书了，马上买了一本。拿回去一看——你们听说有个帕格尼尼，有一个年轻的作曲家请他看自己的习作，帕格尼尼看的时候，一会把帽子摘下来一会戴上。年轻人问，帕老师你这是什么习惯？他说我在这里面不断的遇到熟人。（众大笑）——他回去就做了一回帕格尼尼，看到太多他自己的东西被抄进来。一看作者是谁，武汉大学的教授，宪法学的教师。哎呀，这个人可不得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喔，官家的称号不少。他最重要的是，刚才已经说了，他曾经做过“南书房带刀行走”。胡锦涛总书记这一届领导人刚刚换届，就进行了一次讲座，请了这位周叶中教授和人民大学一位老辈的教授许崇德先生两个人到中南海讲课。你们可以看到某个官方媒体上挺煽情的一篇报道：一辆黑色的轿车驶进了中南海，如何如何。年轻人看上去还有点紧张，那个老者说，不要紧张，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的和蔼。（众大笑）到中南海讲过课似乎是一种特别的待遇。我接触过几个讲过课的人，那是相当地自豪。当然有的人对我说︰老贺你千万不要再说，见不得人的，你还到处传……但是有些人就很炫耀很风光了，你知道和中央领导人讲过课的就可以再给各省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讲。哎呀，那些地方官员赶快上去握手，“这是总书记握过的手啊。”一些人会非常自觉的利用这样的背景……像西藏自治区的党委请周教授为他们的中心组学习会讲一次，讲完以后，自治区的书记说︰今天我们聆听了周教授的报告，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去认真的学习他的报告。哎哟，“要学习”，这是个普通的学者吗？那一边的人是坐过牢的，这一边的人是下过“海”的，下过中南海的。（众笑）这个红黑之间，红与黑呀，那你说你吹哨的人你怎么吹？所以这里面有政治和司法的关系，“讲政治”，就意味着法官对于这类案件要有一种政治上的敏感。不需要上峰指令，自己主动吹“红哨”。我们现在过分怪罪法官品行的问题，也许很难进行这方面的指责，正如浦律师已经说过，要是叫他成为1966年的余秋雨的话，他也就是“浦秋雨”，也不会比他好多少。（笑声）所以可以看出这更多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