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律师说知易行难，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知易行难的境地。那就是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有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判断，但我们却走坏的道路，我们各行各业都在腐败，而且我们公然置法律规则于不顾。昨天看到一篇“猫眼看人”上的文章，作者好像是一位北京的律师，“强权对司法的公然操纵”，大概是这样的题目，分析李庄案件。大家都在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怎么到了这一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我们当时想象今后会越来越好，突然发现我们出问题了。当然浦律师分析了半天，讲了两个小时，我也没听出来，他对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么解决，怎么对症下药，给出个具体的分析。可能这是特别大的问题，也许需要所有人思考一下症结在哪里。我愿意在他的这样一个场合，稍微梳理一下他今天在演讲过程中，告诉大家制约律师发挥那种正义之师的作用，制约律师保护他的客户的合法权益，在制度上的因素到底是哪些，哪些的因素使我们做不了一个合格的律师，想做好事做不了，我们不得不跟自己的客户赔不是——他刚才说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那么多，主要是他觉得无法面对客户。客户觉得你不是我们的律师吗？你是搞法律的，连这个事都论证不好，明明符合法律的诉求却被拒绝，从中级法院到高级法院一直拒绝到最高法院。你这个法律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无颜见自己的客户。你拿不拿钱我当然不知道，拿了钱尤其见不得你的客户。（众笑）我想这些制度上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梳理一下也许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困境。

　　二、判案不依法，律师将何求

　　第一个因素，现在的法院，司法的决策是没准的，是谁也搞不清楚的，过去我喜欢说是月朦胧鸟朦胧的，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它是不遵守规则的。那么一个案件按什么判是高度不确定的。过去王海打假的时候他就非常困惑。有一次开一个会，王海说︰“哎呀，贺老师，你们法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样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明确的规定买到假冒伪劣时你可以获得双倍返还”，他说我就这么一个事，“我在全国各地做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是参差不齐的，都是没有办法预期的，甚至在天津同一个法院居然判决是一个合议庭这么判，另一个合议庭那么判，完全是相反的。”他就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这个司法决策根本没法去严格的规范，具有一个可预期性。你们知道，没有可预期性导致了多少社会成本的支出？比方说老百姓去法院打官司，就像我们到医院去一样，你要动手术，你不给医生点儿红包，你还要先给，有一个人说，手术动完了我再给。结果手术倒是动完了，人死了，钱没有提前给——医院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司法这个东西，老百姓不行啊老百姓着急，官司一进门，双方都托人。本来法院嘛，严格按照法律判案件，是具有确定性的。上次我举过孙伟铭先生的案件，成都那个开车醉酒驾车，哎，被抓起来了，然后法院要开庭了。他问他的律师︰浦律师啊，这个案件……我是无证驾驶，确实我没有办证，我那天也喝了不少酒。喝完了酒我送我爸爸妈妈到火车站去。结果我爸爸妈妈下来以后，我就开车，脑子就失去知觉了，就一下子撞死了四个，重伤了一个，你说我这个事到底怎么判？浦律师说，“这是典型的交通肇事罪，按刑法133条交通肇事罪最高七年。”嗨，我就很高兴，没问题了。浦律师说，“你小子别高兴，案子怎么判还不一定呢。搞不好还会判死刑呢。因为一个被告人判不判死刑不只是看法律的规定，还要看别的因素。”（众笑）还看别的因素，那这就麻烦了。别的因素，现在甚至还得到中国最高法院官方的倡导，因为提倡“三个至上”。政法工作者处理案件时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你们知道“至上”是什么？至上是最高的那个。我在我的博客上说，这三个至上谁至上？咱家里面遇到事情有争议的时候，公公说话最后决定，但婆婆说话也可以最后决定，媳妇儿说话也是至高无上的，这叫什么司法？我们最高法院在全国轰轰隆隆地倡导，甚至还有中国法学界的教授们说话︰ “嘿，三个至上好，这相当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众大笑）这是司法决策中间非常麻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