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中国律师的困境及其根源

　　一、浦律师和他的烦恼

　　我想站起来休息一会。（众笑）中国的法庭有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律师在法庭上是必须坐着的。不像英美法系的律师，可以站起来，可以溜达着，可以走到陪审团的女士先生面前，非常生动的说话。可能因为做律师久了，坐惯了，浦律师已经多多少少忘记了他做老师时站在课堂上的感觉了。

　　的确，给浦律师做点评是我自告奋勇来的，那天也加上喝了点酒，该答应的答应，不该答应的也答应了，而且自己挺兴奋的。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今年1月2号，我来三味书屋做一个《读孟子，讲法治》的讲座，当时感觉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温馨。店里的主人刘老师、李老师也一直说，希望以后有这样的机会，现在你难得回北京一趟，如果回来的话，正好赶到礼拜六，我们书店有这样交流的机会，你过来，除了大家精神上有个交流外，大家还可以吃吃饭、喝喝酒嘛。李先生和我有同好，爱喝点酒，好点杯中物。

　　今天当然是个非常丰盛的精品大餐。给我们作报告的浦志强先生，在我看来，是这个时代非常难得的具有理想主义追求的律师。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在座的也有国外来的朋友——浦志强这样的人叫做The First Amendment Lawyer，就是第一修正案律师。我们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讲的是，美国国会不得制定任何减损言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非常重要的宪法条文，多少年来这个宪法条文催生了对民权越来越广泛的保障，尤其在1960年代之后，了解美国宪法史的人都非常熟悉这方面的发展。这个过程离不开在美国非常优秀的一批律师，他们几乎终其一生在做言论自由方面的案件。我们知道美国律师越来越趋向于更加专业化，一招鲜吃遍天，只要这个方面他拿下，从基层到最高法院他都可以包圆、通吃。浦律师呢，我记得包括刚才他已经提到的春桃、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到《中国改革》杂志社，到余秋雨诉《北京文学》及肖夏林先生的案件，到周叶中案件，还有谭作人案件，所有这他代理的最著名案件几乎都和言论自由有关系。他擅长的地方是，当你的报纸受到别人指控，说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这个时候你赶快找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律师。当然如果你是邓玉娇的话，你就找夏霖律师。（众笑）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时代，显示了在言论自由方面的一种卓尔不群的追求。当然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领域。它不仅仅是一个民事问题，虽然经常围绕着《民法通则》规定的名誉权进行辩论。大家分明可以看见经常处理着处理着，走着走着就走出问题了，就偏离法律轨道了，就走到拖了六年，根本不给你一个结果的地步。为什么不给你一个结果，并不是因为法律上的困难，而是这个案件涉及到别的一些因素——“我们院长出事”的事就别说了——所以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浦律师反复提到的张思之先生，今年82岁，仍然从事一些法律上的事务。但他有一个特点，一辈子就几乎没有打赢过几场官司。（众笑）他是从来不打赢官司的著名律师。（众笑）他之所以受大家尊重，是因为他从来打不赢官司。当然浦律师还不至于这样，但他慢慢的向这个方向走，（众笑）这是我有点担心或者警觉的。

　　浦律师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说退回30年前比如说1980年前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国家处在一种朝气蓬勃的状态，对未来大家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想象。十年浩劫终于过去，1980年代初期胡耀邦主持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经济方面在不断的松动，思想也在不断的解放。那时的《人民日报》是我们要读的，而且是喜欢读的，上面经常发表一些让我们非常兴奋的文章，不像现在《人民日报》是用来包油条的东西。（众大笑）比方说“解冻”，比方说“伤痕文学”，比方说卢新华、刘心武，比方说其它的一些著名作家，《于无声处》那些话剧在北京上映。虽然我当时在今天正闹打黑的那座城市读书，但是我们还是不断关注政治方面的变化。1980年还审判林彪四人帮。东交民巷27号，喔，当时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开在北京正义路1号，哎呀，正义路1号。那时学习法律的人我们真的感到一种美好的期待，一定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我们的国家将有多么美好。最大的美好在于我们的法治可能大致能够健全。我们再也不人人自危，法律条文非常不明确，动辄得咎，罪与非罪的界限根本搞不清楚，你说一句话、批评政府一句话你就变成有罪的，那个东西一去不复返了。谁能想到，它现在又回来了。（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