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机动车数量的迅速增加，日常生活中的搭便车现象也不断出现。搭便车固然有缓解交通压力、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节约资源等诸多好处，但是也会遇到一些麻烦和风险。诸如以下案例：

　　案例一：邓某开私家车顺路捎带王某和5岁的女儿到公园游玩，途中与某客运公司所属的一辆大客车发生碰撞，造成邓某和王某两人身亡。据了解，邓某和王某是同事。邓某当时是准备到公园附近办事，王某带着女儿要求搭乘同去。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邓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客车司机负次要责任，王某及其女儿无责任。事发后，客运公司分别给付邓某和王某两家赔偿金。不久，王某家人提出，王某是乘坐邓某的车才发生的事故，邓某应当负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邓某家人给付赔偿金。

　　案例二：张某准备自驾车去北京办事，不料被邻居得知行程。邻居请求王某将其在北京务工的弟弟何某捎回，张某虽不情愿，但碍于面子还是勉强同意。张某搭乘何某回程的途中因操作不当发生车辆自翻，致搭乘者何某受伤，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张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何某无责任。事发后，张某支付了何某全部的医疗费用。但何某仍将张某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后续医疗费等费用共计10万余元。

　　因搭便车发生上述事故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好意人基于善意搭载他人却要面临高额赔偿，同乘人因为无偿搭乘需要承担巨大风险，如何尽量消除好意人与同乘人之间因搭乘产生的侵权尴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好意搭乘的风险降至最低，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二、好意同乘的概念

　　好意，即善意；好意同乘，即通俗意义上的搭乘便车，其实质是助人为乐。关于好意同乘的概念，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好意施惠行为”说。王泽鉴教授认为，好意人是基于善意的愿望，同意同乘人免费乘车的请求。好意同乘关系中只有两方主体，一方是提供搭乘车辆的施惠人，另一方是接受施惠的搭乘人。并且好意同乘中的车辆必须是不具备营运资质的私家车，在经过施惠人的同意后，搭乘人才可免费搭乘，施惠人没有盈利目的，完全出于好意，让搭乘人纯粹的收益而不需付出相应的对价。

　　第二种观点是“同乘致损”说。杨立新教授认为，好意同乘中的车辆可以是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但是否构成好意同乘决定于搭乘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无偿性，如果是有偿搭乘则不得认定好意同乘，而是属于一般的民事客运合同。是搭乘人仅仅是基于答谢而馈赠礼物或者是负担油费，那么这仍然属于好意同乘。

　　第三种观点是“纯无偿搭乘”说。王利民教授认为，好意同乘中不能有给付行为的发生，即使是搭乘人出于谢意或者其他目的给与相应的对价，都不应被认定为好意同乘。

　　笔者倾向于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原因为：好意同乘首先应该具有好意性。它是好意人出于情谊而施惠的一种行为，是一种情谊行为，且好意人在施惠时没有与搭乘人订立运输合同的意思表示，也不是为了追求报酬，因此即便是营运车辆也可能构成好意同乘。其次，好意同乘具有无偿性。这种无偿应为纯粹意义上的无偿，索要和收取对价的同乘不构成好意同乘。对于搭乘人主动负担一定油费以及其他费用的情况，实则减少了好意人的成本，责任的承担源于利益的收获，好意人减少了自己的花费成本，也必然承担由此所带来的义务。当然，对于搭乘人支付极少的费用并不能否定好意同乘，如在途中提供饮水，这种极少的费用支付对于好意同乘没有实质性影响，法律对此的定性应是以一种正常的经济思维来看待。再次，好意同乘具有顺路性。好意乘车诉称搭便车，因此好意人和搭乘人同乘的目的地应为相同或相近，好意人并不是特意为搭乘人的目的而运行车辆。如果机动车为了搭乘人的特定目的而运行，且具有无偿性，可能属于义务帮工的侵权责任范畴，而不是好意同乘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