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官的尊严：这次事件，许多法官显得很无辜很哀怨，令人困惑。他们在指责律师违反法庭秩序的同时，却回避了法官是否也违反法庭秩序在先的问题，同时也回避了处理和启动拘留方式的谦抑和程序公正问题。此外，有些法官在辩论中一方面信誓旦旦说法官不可能枉法裁判，如果处罚律师肯定是律师太过分，另一方面当你指出那为什么会有李庄案、北海案、小河案，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时，他们又说，如果有，那是因为行政干预，法官没有办法。所有这些托词和逻辑，都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本该独立的司法一旦沦为体制化官僚等级中地位低下的一环，必然导致缺乏基本的自我省察能力。难道只要是听命于上面的命令，就能免除自己的责任？就可以忘记司法的使命？事实上，今天司法独立尽失、司法尊严沦丧，司法公信力降到低谷，根本原因何在，法官心知肚明，并且理当为此感到痛心。尽管期待法官挺直腰杆向强权说不，也许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但好歹作为法官，总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司法遭遇的羞辱怪罪到律师身上，甚至还因此还振振有词吧？我一直都在呼吁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免谈；没有司法独立，法官的责任伦理就会缺失，就容易滥权和腐败，就注定没有尊严。就像今天中国大学不独立，所以学术浮夸、抄袭腐败等现象才成为常态一样。

　　五、死磕的律师：所谓死磕，就是坚守、不放弃。在公权恣意践踏法律、无视基本人权的时代，死磕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合法正当的护法行动。在这种语境下，律师不死磕，就是对当事人、对法治不负责。死磕的精神，就是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一个不死磕的律师，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刑辩律师。即使那些公开反对死磕的着名律师，其实他们本身也都是不折不扣的死磕律师，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别的律师的死磕方式而已，其中最典型的所谓“技术派”和“艺术派”的分歧，说到底只是该如何死磕的争论。我认为，这种争论可以作为业务探讨，但大可不必如此激烈，势同水火。每个律师的维权策略、方式、风格，都有很大不同，重在多元推进，不必强求统一。具体哪种死磕能带来个案胜诉的实际效果，在当前程序不彰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死磕的方式可以反思调整，但不死磕是万万不行的。不死磕，就没有法治的春天。中国的死磕律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法治的趋势挡不住，权利的觉醒挡不住，相信死磕律师会越来越多。我必须再次为他们正名，无论有什么误解和争议，我所见中国死磕律师采取的各种死磕方式，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是为了督促落实相关法律，都是为了争取司法审判的公正，都是在公权胡作非为蛮横无理的逼迫下，采取的充满勇气、智慧、理性，并且也是充满无奈的行动。是的，律师的主战场是在法庭，但当法庭败坏恶劣到不配称之为法庭之时，谁说律师以公民身份，就不能公开合宪地用各种方式抗争？就拿这次声援行动中，伍雷律师在靖江市委门口念《为权利而斗争》来说，请问他的这个行动违反了哪个法律？美国最高法院门口整天都是各种标语口号，抗议示威，大法官们反而都觉得这是正常的，很坦然，中国的法官为什么对此就不能淡定一些呢？死磕、抗议，不仅不影响司法独立，反而是在推动司法独立。

　　六、法官与律师：公共辩论中，最怕的是一种“比坏”的逻辑，你指责对方做了什么恶事，对方接着也指责你做的一桩坏事。其实，每个群体都是良莠不齐的，都有优秀的人才，也有低劣的混混。但我们从整体上，还是能做出一些符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判断。这里仅列上一些命题，我相信这些命题的准确性，它们既包含学理和经验的观察思考，也包含我自己的直觉和洞察，若要展开论证，都可以作长篇论文。命题一：律师和法官是共荣共辱的关系，若不相互尊重，或不配相互尊重，到头来都是自取其辱；法官有苦衷，律师有瑕疵，但以此相互污名化，滥施强权打压报复两败俱伤，最大伤害是司法本身。命题二：在权力领域，法官律师强弱态势分明，律师在公共平台上的声音和影响大都不过是道义的泡沫，抵不上公权的轻轻一戳；命题三：相对于律师可能的违法乱纪而言，法官更有可能作恶，更有机会和条件作恶，而且法官作恶的后果会更严重，作恶后更倾向于以平庸之恶的名义推卸责任；命题四：整体上，中国律师的法律素养肯定比法官要高，因为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历练不同，因为法官选任机制有很大问题，因为中国法官没有律师独立，依附性更强，更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精神。我读过不少国外一流法官和一流律师的传记，以他们为标准，我敢说，经过中国恶劣法治环境的大浪淘沙，今天完全可以举出十位可称为世界一流的刑辩律师，但你要让我举出一两位世界一流水准的大法官，实在勉为其难；命题五：越是敏感案件、上升到政治维稳高度的案件，法院以及公检部门越容易乱来，律师越是不得不把护法行动延伸到法庭之外。而且越是在这种案件中，法官的职业荣耀越容易受损，在政权体系中地位越加卑贱。相反，刑辩律师战战兢兢，面临各种陷阱，比法官更倾向于守法和崇法，其职业的价值尊严越容易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