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骗取出境证件后又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理问题

　　行为人出于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目的，实施了骗取出境证件的行为，自然应当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定罪处罚；但如果行为人在骗取出境证件后，又亲自用骗取的出境证件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应当如何处理?对此，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1)认为这种情况属于吸收犯，根据吸收犯的理论，对行为人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但在量刑时应从重。(2)认为此种情况应实行数罪并罚。(3)认为这种情况属于牵连犯，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原则”，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8]

　　可以说，在解决骗取出境证件后又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理问题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第三种观点的主张，即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原则”，最终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处罚。这样认为的理由在于：“应当将组织行为与骗取出境证件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不应将两者割裂开来。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用的”仅限于两种情况：(1)骗取出境证件后尚未来得及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的；(2)骗取出境证件后提供给他人，由他人用来组织偷越国(边)境的。由于刑法特别规定了骗取出境证件罪，当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时，不宜将骗取出境证件的行为人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共犯。至于行为人在骗取出境证件后用于自己实施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应将其骗取出境证件的行为视为手段行为，将其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视为目的行为，两者之间具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按照牵连犯从一重处断原则，应当只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如果将骗取出境证件后用于自己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情形也认定为骗取出境证件罪，这无疑缩小了组织行为的范围，同时也使犯罪分子实施的其他组织行为无法得到刑法的惩罚，造成放纵犯罪分子的后果。”[9]

　　笔者认为，行为人在骗取出境证件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两个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骗取出境证件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两个犯罪行为，符合骗取出境证件罪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两个犯罪构成，因而分别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两罪。就两罪的关系来看，行为人骗取出境证件是为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因此，骗取出境证件是手段行为，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则是目的行为，二者属于手段与目的的牵连犯。对牵连犯的处罚，刑法学界存在从一重处断说、并罚说与从一重 处断和数罪并罚择一说等观点。[10]笔者赞同对牵连犯采用数罪并罚原则，其关键在于 ：牵连犯属于数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实质数罪，只有数罪并罚才能合理解决其刑事责 任问题。[11]因此，对行为人实施了骗取出境证件行为后又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 应当按照骗取出境证件罪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两罪实行并罚，却不应以组织他人 偷越国(边)境罪一罪“从一重处断”。

　　需要指出的是，肯定是牵连犯是否就意味着就不是吸收犯呢?并非如此。事实上，牵连犯与吸收犯虽然并列属于处断一罪的两个不同的罪数形态，但是不可否认两者存在逻辑上的交叉包容关系。“吸收犯与牵连犯有时有交叉，比如先伪造印章而后伪造有价证券的，即是吸收犯，又是牵连犯。对二者都应以重罪论处。在某种意义上说，牵连犯往往都是吸收犯。但是，吸收犯并不都是牵连犯，没有交叉的，就只能说是吸收犯，它反映了一定的实际犯罪现象，具有一定的价值。”[12]

　　【参考文献】

　　[1]苏惠渔.刑法学(修订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742.

　　[2]郭立新，杨迎泽.刑法分则适用疑难问题解[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314- 315.

　　[3]李希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24-325.

　　[4]赵秉志.中国刑法适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