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于不同视角的解读

　　对主流观点，笔者持不同看法，诚然，作出上述认定系基于“准驾车型不符”违章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会导致对该类违章行为的放纵，但道德评价不能代替法律规范。如前所述，从语义上并不能必然推出“准驾车型不符”从属于或等同于“未取得驾驶资格”，且即使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也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或在交强险条款中加以明确。现行《条款》属格式条款，对第九条“未取得驾驶资格”出现不同理解时，从法理分析，应作出对格式条款提供方即保险公司不利的解读，而不能基于道德评判或社会危害性角度随意对致害人或投保人作不利解读。

　　另外，实践中，“准驾车型不符”情形下，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或致害人追偿往往不考量过错程度，笔者认为，在今后立法中即使明确赋予“准驾车型不符”情形下享有追偿权，保险公司的追偿范围也应该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加以确定，而不能不对被保险人过错大小加以区分，采取“一刀切”的追偿模式。 根据侵权法原理及有关规定，人身损害赔偿以过错为基本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理解为承担的系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按份责任。交强险中存在两对关系，一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的合同关系，交强险属责任保险是，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二是保险公司对第三人的责任关系，既非合同关系，也非侵权关系，是基于法律规定所负担的一种法定义务。随着科技进步，汽车业蓬勃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交通安全隐患，基于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保障，当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强制汽车所有人投保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保障受害人不至于因得不到充分赔偿而陷入困顿。目前，强制汽车保险的立法例大致分为无过失保险制度和强制责任保险体制两类。 在前一体例下，保险公司承担的是终局性的责任，不存在向被保险人追偿的问题，而后一体例下，保险公司在约定或法定情形下享有追偿权，被保险人根据侵权责任规则原则承担的是终局性责任。我国交强险体例应属强制责任保险体制，在法定和约定追偿情形下，被保险人应根据其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立法的有效供给：定纷止争的必由路径

　　目前，我国交强险制度是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侵权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为基础构建而成，诚然，现行制度对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化解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毋须讳言，现行交强险立法存在诸多缺陷，导致理解上的争议和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目前立法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如前所述，对诸如“未取得驾驶资格”、“准驾车型不符”、“无证驾驶”、“财产损失”等法律概念未予明晰；二是对交通事故的最终责任承担者规定不全面，对保险公司的追偿权未明文规定，易引发司法实践的分歧，各地各自出台指导性意见、实施办法和内部规定，以统一裁判口径，但各地的这些规定、办法互不统一，各自为政，甚至与法律意旨不尽相同。面对法律理解的分歧和立法盲区，最快速的立法供给方法是最高法院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 但根本上还是应从协调与完善立法体系入手。

　　（一）从立法上明确界定相关概念

　　对“未取得驾驶资格”、“准驾车型不符”、“无证驾驶”、“无驾驶资格”、“财产损失”等专门术语通过立法解释的方式确定其内涵和外延。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未取得驾驶资格”与“准驾车型不符”还是应从立法上作严格的区分，这样才符合文义和立法严谨性要求。如从“准驾车型不符”违章行为社会危害性和道德风险考虑，要求致害人承担最终责任，即赋予保险公司此类情形下追偿权，应立法予以明确，并将此种情形加入《条款》第九条追偿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