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终结是一个医学概念，在临床医学上一般认为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和部分恢复并维持稳定的时期算是治疗终结。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损伤，什么情形、什么时间属于医疗终结，医学上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时间，而法律上就更无规定了，因此，以治疗终结之日起算时效期间，最主要缺陷就是治疗终结时间本身很难确定，现实生活中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有以出院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康复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伤残评定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这样一来，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就不是一个确切的时间，法院很难认定超过期间是受害人主观上不积极主张权利，还是客观上不能主张权利。

　　“伤残评定之日”虽然时间可以确定，但不是所有事故受害人均需要伤残评定，明显不构成伤残、无需进行伤残评定的案件，时效期间从何起算？还有，有的受害人符合构成伤残条件，但却不积极地进行伤残评定，时效期间总不能一直不起算，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来目的就是对于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加以制裁，但对于受害人伤残评定之前的懈怠行为却无法制裁，由此看来，这个规则也有重大缺陷。

　　“调解终结之日”在《道交法》实施之前还是有不少人主张的。因为《办法》第34条的规定，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据此，很多人主张时效期间应从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之次日起算，调解终结书成为判断此类纠纷诉讼时效起算的确定依据。然而，《道交法》修改了《办法》的这条规定，《道交法》第74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调解已非公安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必经程序，本规则已失去适用的法律环境，不应再坚持。

　　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

　　这是《民法通则》规定的规则。笔者认为，该规则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表现得尤为突出，是导致时效期间起算规则混乱的根源。首先，“知道”完全是一个主观标准，仅从权利人主观上来考量，但诉讼能否变成现实，还取决受害人客观方面的条件是否具备，因此，该规则强调了受害人的主观因素，而对受害人实现诉权存在客观障碍视而不见，实际操作中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从根本上违背了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意。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的，知道权利被侵害，但没有事故认定书，法院不受理，起诉如何成为可能；知道权利被侵害，治疗未结束，起诉后不能了结纠纷，起诉还有必要吗？知道权利被侵害，不知道具体的侵害人或赔偿义务人，受害人起诉谁？权利被侵害的程度不明，如何确定诉讼请求？还有，受害人自身原因不能及时起诉，比如，受害人属于重伤、老弱病残、孤立无援或文盲等类型的人，既不懂法律，也无经济实力聘请律师，更无亲属可帮助，其提起诉讼方面确实面临巨大困难，受害人如何起诉？其次，“应当知道”则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不论当事人事实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只要从客观上存在知道的条件和可能性，就开始起算时效期间。但由于相关法律未进一步规定构成“应当知道”的具体条件和标准，而授权法官依其自由裁量对时效完成的后果进行干预。审判实践中，法官认定“应当知道”时，完全凭个人的“自由心证”，因此，该规则受法官的政治、业务素养、道德品格、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弹性太大，使时效期间变成不可预期，不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威严，也易为法官的司法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权利能够行使之日。

　　由于以上几个规则各自存在缺陷和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笔者建议，对于道路交通事故这类特殊侵权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规则应作特别规定，可采用“权利能够行使之日”新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