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解释，刑辩律师今后遇到的挑战还在于如何研究量刑辩护的规律，尤其是酌定量刑情节运用的规律，“酌定量刑情节是量刑辩护的生命，刑辩律师如何用好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也很重要”。

　　对此，刘桂明建议刑辩律师灵活援引法条，掌握法条背后的法理和立法精神，“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要了解两个证据规定中为什么要绝对排除、为什么要相对排除、为什么要补正排除”。

　　为利用好两个证据规定、做好量刑辩护，陈瑞华希望刑辩律师应做庭前量刑情节调查，如被害人是否有过错等。“要大胆、明确提出量刑意见，如我认为这个案子不应适用死刑。量刑辩护是很重要、很专业的，我们过去忽视了这一点，刑辩律师今后应重视起来。”

　　“刑事辩护律师只有系统、全面学习并熟练掌握这两个规定才行，否则，在刑事辩护中可能更被动。”张青松说。这正契合了西方法谚：法理乃法律之精神。

　　在陈瑞华看来，律师援引法条的先决条件是看到背后法理的理念，“建议律师在辩护时，不仅要援引条文，且要阐明为什么。这段阐明性的、法理性的文字才是闪光点，才能打动法官，才能让检察官哑口无言”。

　　两个证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最大意义在于其实用性、可操作性，而确保可操作性的条件是法则的明确落实，“落实到司法实践中是两个证据规定的生命力所在，我们期待其生命力旺盛不衰。”刘桂明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