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事实为根据”到如今强调以证据为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于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业内预期，正在酝酿的刑事诉讼法改革必将两个证据规则纳入其中。

　　程序性辩护终于来了

　　对韩嘉毅来说，他所乐见的两个证据规定首次突破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立了程序性辩护原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而程序性辩护是我们在实践中一直做不到、但又一直渴求的。多年来，我国律师在实践中一直在探索、求证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该由律师法予以明确，因为在刑事辩护领域，在民事、行政诉讼的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在他眼中，两个证据规定的突破不是一个口号、一种宣示，而是实实在在地确立了程序规则，以及违反这些规则将要受到的法律制裁，“我们终于看到，何为违反法定程序以及违反法定程序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程序辩护有依据了”。

　　所谓程序性辩护，就是指辩护人发现、指出、质疑承办机关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问题，从而得到有利于被告人的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辩护。在欧美法系的国家里，程序和实体问题并重，程序正义有时甚至高于实体正义。

　　陈瑞华告诉记者，两个证据规定之所以引发刑事辩护律师的强烈关注，是因为其为律师的刑事辩护规定了程序性规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为权利斗争的武器。

　　在他看来，两个证据规定发布后，刑辩律师今后在法庭上可以按照程序将攻击控方证据的瑕疵、打掉其证据的有效性作为辩护重点。

　　“可以挑战控方的单个证据，使其不具有证据准入资格；可以研究证据的规律，打掉控方证据的相关性、证明力、真实性、合法性。比如，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有限的直接言词证据规则，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那么，在办理死刑案件中，律师就可以利用这一条从程序上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若控方没有做好证人出庭作证的工作，刑辩律师可攻击之、打掉其相关的证人证言的合法性。”陈瑞华举例说。

　　法律要得到实施、权利要得到实现，就必须要争取，否则只是一纸空文。陈瑞华说，权利斗争的关键是辩护律师，本次司法改革过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对辩护律师来说意义重大，而他们也是未来司法改革的关键，“他们基于胜诉的欲望、为委托人谋取最大利益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依照证据规定、程序性规则大胆提出诉讼请求，显然是推动国家整个法治进步的力量。”陈瑞华分析。

　　律师将面临更多挑战

　　在很多刑辩律师眼中，他们明天的辩护道路似乎充满阳光，因为两个证据规定不仅确立了实体辩护，更增加了程序性辩护，它们不仅关注证据本身，更要关注证据的背后。

　　“但是，给你权利的时候，也会给你义务、或者风险。”刘桂明冷静分析说。

　　在他看来，律师如何驾驭两个证据规定、如何严格按照两个证据规定的程序调查取证、质证，对于刑辩律师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挑战。此外，“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老律师的交接问题。对于新的证据规定，老律师的领悟力、驾驭力肯定比年轻律师更强，所以，老律师如何将经验、智慧传授给年轻律师，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他说。

　　张青松也有同样的担忧：“表面上看给予了律师更大的空间，但实际上对律师的专业水准要求更高了，律师要更敬业、更专业，才能利用好这两个规定，否则，还可能适得其反。”

　　专做刑事辩护多年，张青松从自身经验出发作了进一步解释：“因为你会同时看到，两个证据规定虽然为律师进行刑事辩护提供了非常详尽的依据。但是，其内容的具体、全面、复杂，也对律师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是，新的证据规定要求，律师在熟悉实体问题的同时，还要熟悉程序性问题以及证据的搜集、固定、鉴定、勘验以及新类型证据适用、证据划分等问题，律师的质证变得精细化、专业化。”韩嘉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