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31日，两高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了两高三部关于两个刑事证据规则：《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然而，一直等到25天后的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才公布了这两个证据规则，而最高检，公安部等其他一高三部的网站上都没有看到这两个规则。似乎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独角戏，这暗合了某新闻报道，在5月31日答记者问后，具体文本不发布的原因是公安部对其中某些条文不满，据张培鸿律师分析，最后公布的文本中显然满足了公安部的部分修改要求。这其实符合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制定模式，无非这次把部门矛盾公开化了。仔细研究文本，发现，如果法院能真正守住宪法规定依法独立审判的话，这两个规定当中，仍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这两个规定，回避了目前刑事侦查中存在主要的刑讯逼供模式，最后的博弈的结果是，侦查机关（公安、检察）丢了几个卒，保住了传统侦查模式的帅，且有所斩获。

　　通观这两个规定，都避免给刑讯逼供下一个列举式定义，甚至是笼统的一个定义，因为常见的刑讯逼供，除了暴力殴打之外，有很多的其他“聪明”形式，当前最普遍的，莫过于不让睡觉，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件中都有，佘祥林是十天十夜连续审讯，赵作海案30多天不让睡觉。实践中，只要不动手打人，一般是不会被认定刑讯逼供的。其他诸如强光灯照眼睛，生病的不让吃药、以编造的罪名恐吓将嫌疑人，如欲将其妻子、女儿入罪等，以轻判引诱、重判恐吓，欺骗等，固然难以将刑讯逼供一一列明，但是，至少能否将常规刑讯方式规定清楚，也能杜绝主要刑讯方式，否则，传统项目仍会导致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一再发生。

　　第二个问题，启动刑讯逼供调查，是需要被告人或律师提供线索，或者证据，在法官觉得这些证据构成初步证据后，才把举证责任转移给公诉人，而这个规定恰恰无法让变相刑讯逼供获得有效救济，如赵作海案中耳朵边放鞭炮，如果没造成耳聋，又有什么痕迹，线索？电击嘴巴、生殖器，垫着书本打人等，有痛苦无痕迹，证据如何找？现行存在的不少刑讯手段，都无迹可寻，被告人和律师哪里能找到线索或证据，一旦没有这个初步证据，法庭调查后，仍无法把举证责任转移，因此，两个证据规则，显然改变不了现状。

　　第三个问题，给非法羁押，非法取得的证据找了一个合法的出口。《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均规定了，即使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或者起止时间、地点空缺，同一时间同一询问人员分身询问不同的证人等，只要办案人员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法院都可以认定。同样，对于讯问被告人笔录，有诸如询问时间，询问人、记录人等矛盾的，仍可以通过补正、合理解释等，让法院采信，甚至连被告人没签名都可以补正，这种本来或可以被法院不采信的证据，可以通过《规定》补救，公安部、检察院等侦查机关在博弈中，显然并不都是丢失阵地，相反，也有所收割。因为，这种随意关押证人，超时询问等非常常见，而这种明显违法的取证，都可以提交一个证明补正，何其容易！

　　自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两个规则中的点滴进步。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规定了把涉嫌取得非法证据作为一个法庭审理的规定程序，先行调查。法院一旦认定被告人、律师提供的线索、证据足以转移举证责任的，公诉人要负举证责任，对不存在刑讯逼供提供证据，如法院认为需要，可以通知询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作证，这些侦查人员等应当出庭作证。这个规则如果认真执行，也能起到显著效果。笔者办理的一个刑事案子就是侦查人员主动出庭，其作证时，证词有矛盾之处，最后法院不采信一个涉嫌被刑讯逼供的主要证人的证言。遗憾的是，这个规则，并没有明确规定，一旦侦查人员等不出庭的后果是什么！在今后执行中，法官恐怕会面临侦查人员不出庭的尴尬。当然，理论上，法院可以推定公诉人没有完成举证责任而推定刑讯逼供存在，然而，没有明确规定，有多少法官有这种勇气呢？其他值得肯定的地方还有，如《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对证人翻供问题的处理，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关键证人出庭制度，都是积极的进步，值得谨慎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