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应有的内敛和克制，不宜轻易对高价索赔者以敲诈勒索罪施以刑罚。

据报道，去年9月2日，一男子在海口某超市花2.4元买到过期饼干，在执法人员对该超市责令整改的3个月后，该男子多次就此事投诉，最终“获赔”4000元。经调查发现，海口有52家超市均遇到类似事件，“索赔者”系同一男子，索赔金额大多从4000至7000元不等。今年3月5日，涉事男子唐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刑事拘留。唐某某则称他索要赔偿的行为并没有违法，均是商家自愿协商赔偿的。

嫌疑人唐×洲被警方刑事拘留。 南国都市报 图

近些年来，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维权过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消费者不仅索要巨额的精神损失费，还向经营者索要“新闻保密费”等。

1999年一起“由一支冰淇淋索赔导致的敲诈勒索案”使得王某成为国内因消费索赔入刑的第一人。因为一支冰淇淋上粘有布头，冰淇淋经销商王某向厂家索赔50万。之后，王某被一审法院认定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王某上诉后，二审法院改判王某无罪。该案引出了一个持久性话题，即消费者过度维权、高价索赔有不有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另一起索赔案的当事人却没有这么幸运。2014年一则“男子吃今麦郎方便面腹泻索赔450万获刑8年半”的报道又一次引发了公众对高价索赔案的关注。李某某购买了4包今麦郎方便面，食后出现腹泻。后其发现方便面的保质期已过将近一年。李某某遂在网上找到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显示该食品的醋包内汞含量超标4.6倍。李某某随后将检测结果寄给今麦郎公司要求索赔。今麦郎公司最终表示赔偿李某某7箱方便面和电话费用。李认为这样的侵权成本太低，并提出450万元的高价赔偿。

在索赔未果后，李某某将检测报告发到微博上，分别点名了8家媒体。今麦郎公司遂选择报案。法院审理认为，李某某索要的财物明显超出其正当利益实现后可能确定的债权范围，且李某某在明知检测机构无资质、检测结果无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仍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并以所得检测结果为据向今麦郎公司索赔，李某某声称向媒体公布检测结果势必会对今麦郎公司产生“精神强制”，目的就是使今麦郎公司产生恐惧心理后为避免其商业信誉受损，而选择向其交付财物，这“显然是用威胁方法向今麦郎公司强索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2015年12月，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2016年9月二审法院认为一审量刑偏重，最终以敲诈勒索罪，改判李某某有期徒刑5年。

这两起高价索赔案，均以有罪起诉，但最终的判决结果殊有不同。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若商家信誉受损，其原因是因为消费者告发，还是自己过错在先，对于消费者的权益与商家的商誉，司法保护究竟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进行怎样的利益平衡，无疑非常重要。

由于我国刑法对于敲诈勒索罪的条文表述仅仅只有“敲诈勒索”四个字，这种概括式表述容易引起适用上的分歧。一般说来，认定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关键点包括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观），以及实行威胁恐吓的手段（客观）。如果行为人是为了获取自己权利范围内的财物，即使是使用了一定的胁迫手段，也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但这一规定仅对商家有约束力，对消费者没有约束力。

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超额索赔，但消费者可以要求赔多少，法律并没有作出限制。根据“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原理，消费者进行高价索赔理当在其权利范围之内。至于说商家给不给赔，司法是否支持，则是另一回事。

在上述购买方便面的李某某索赔案中，其明知不可能得到那么多赔偿，但他作为消费者的权利的确受到了侵害，其主观上希望给予有过错的商家以严厉的经济惩罚，加上法律没有限制赔偿数额，所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依据不足。如果仅仅因为索赔数额过大，就认为涉嫌敲诈勒索，那基于敲诈勒索罪对于数额起点要求本身就较低（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则大多数消费者索赔案都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这对于维护消费者权益显然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