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与愿违。2015年4月，丰润区法院判决，认定本案属于偶合病例，接种单位没有责任，对毛泓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察觉鉴定争议的唐山中院，随即在4个月后撤销该判决、发回重审。

    此时，治病、买奶粉、请律师，毛家的经济已愈发紧张了。异乡打工的毛钰凌多年没回家过年了，“过年有3倍工资”；回唐山舍不得坐高铁，“高铁贵了20元”；她也不再买新衣服了，“衣能蔽体就行”。

    货运司机毛钢，运输的货物已变成了危险化学品，动辄三四十吨。月薪，能多三四千元。

    每人省下的钱，都兑成了一罐罐奶粉、一瓶瓶药水，往家里搬。

    这没能阻挡毛泓变得虚弱。她的肌肉越来越少，皮囊瘫软在骨骼上，身体僵硬，谁一抱起，似乎抱的是一块“活标本”。头发也几乎停止生长了。

    毛钢新生的小女儿，对此浑然不知。1岁多的她，曾把一瓶椰汁塞向毛泓的手：“姐姐，你吃，你吃。”

    姐姐没法抓，哀鸣。毛钰凌看着，哭了。

    14年等来48万元

    吕莉，跑不动了。高血糖袭击着她的身体。

    毛钰凌，年纪大了。39岁的她仍然单身，差点儿被母亲“自杀劝婚”，“结婚哪里有那么容易？家里情况这样，我是要把钱往家里贴的，几个男人愿意？”

    毛泓，依然“啊”“啊”叫着。15岁的她只能卧床接受药水、奶，说不出一个词语。一台盒式放音机的线缠绕着她的手臂，重复播放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一家人愈发疲惫的时候，2015年12月，丰润区法院第三次驳回了起诉。

    原来，法院询问毛家是否申请做医疗过错、因果关系等鉴定，他们再次拒绝了。毛钰凌说，他们不信任丰润区法院，坚持要以单方委托的华夏所鉴定为定案依据。

    与上轮一审一样，丰润区法院再次采信了唐山市医学会的鉴定：“本例属于偶合病例，接种单位没有责任。”

    吕莉的防线已然崩溃。“我们拼命维护着孩子的生命。”她抱起孩子痛哭，盼着孩子能活到赔偿判决。

    迟到14年的判决终于来了。2016年7月14日，唐山中院终审认定，毛泓在卫生院处接种小儿流脑疫苗时，伴有低烧情况的事实存在。

    令毛家兴奋的是，判决写着“卫生院在毛泓发烧中还给其注射疫苗，未尽到审查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因为，《河北省儿童预防接种手册》已经明确“正在发烧、腹泻、抽风的不宜接种，应积极治疗，然后补种”。

    判决同时认为，毛泓注射疫苗时本身已有疾病，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卫生院的民事责任以赔偿总损失数额（181.6万元）的25%（即45.4万元）为宜。此外，酌定由卫生院给付毛泓精神抚慰金3万元。

    在代理人、北京大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峰看来，25%是法院自由裁量的结果，没办法评价25%或50%的比例是对是错，诉讼之所以漫长，“难在它归根结底是医疗过错的问题。它本身不是疫苗的问题，但又牵涉到接种疫苗过程，所以就复杂了” 。

    毛家要求卫生院执行判决。卫生院账上资金不够，8月8日上午，上任不到半年的新院长向其他单位借了钱。没过多久，毛家的手机，收到了48万元的转账提示。

    但毛钰凌高兴不起来。家里已负债累累，这笔钱将有一大部分用于还债，生活依然难以维持。他们计划继续申诉或申请各种援助项目。

    她差点儿申请到了援助。在项目办公室哭了两三小时之后，一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有住院号，马上放款。但问了好几家医院才发现，大家都不愿收治病重的毛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