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大事，如果我说错了也没关系，承认错了就行了。”他说。

    去年12月16日，孙文麟向长沙芙蓉区人民法院递交材料，起诉芙蓉区民政局行政“不作为”。1月5日，他收到法院正式下发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消息传开，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打来电话：“孙文麟你要红了”、“你现在很牛嘛”，甚至还有同事提出要和他合影留念。

    社会歧视和表达机制不完善仍是阻碍中国同性恋者争取合法权利的两大难题。“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家里，是很难体会的”，孙文麟的父亲这样说。

    代理此案的律师石伏龙称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同性恋婚姻没有规定，属于真空状态，“中国目前尚无同性恋者成功登记为合法夫妻的案例，此案也许将成为‘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

    但案子未来会怎样，石伏龙坦言难度不小。他表示，此案的积极意义在于能让人们开始关注到同性恋也有婚姻需求，以及其他民事权利如继承、收养等。

    不过孙文麟本人并不担心，“现在没有对话，就会觉得自己百分之百赢，但要把话讲完才知道谁对谁错。”他说，如果胜诉，希望能立马叫上亲人，和老胡办一场婚礼，从此合法生活在一起。

    学者点评

    孙文麟对《婚姻法》的解读比较特别

    虽 然外界对孙文麟起诉长沙芙蓉区民政局的案子评价不一，但他一直坚持自己对《婚姻法》相关规定的解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性学家李银河在接受南都记 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按传统理解，“一夫一妻”确指“一男一女”，她认为孙文麟的解读可看做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解读。

    李银河认为，同性婚姻作为改善同性恋权益的一个捷径，尤为必要。如果连婚姻都合法了，那各方面的歧视就站不住脚了。她建议对现行的《婚姻法》做出修改，将目前的“一夫一妻”改为“配偶”，并且备注性别随意。

    2012年，李银河发表《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及影响因素》报告，对全国400名城市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同性恋者在我国当前社会中的可见性较低，公众对同性恋总体接纳程度仍不高（完全接纳同性恋的人数占43%）。

    另外，作为一个占人口4%的少数族群，表达自身特殊诉求的机制尚不完善。李银河认为，相比大多数人关心的议题———退休养老制度、福利制度、民生问题，甚至环境污染问题，同性恋的议题在社会关注中容易排不上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