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信任，所以坦诚，可坦诚却没能换来安慰和拥抱，年少的孙文麟甚至怨恨父亲，“是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告诉我有同性恋这件事”。之后近十年，他们父子一直处于冷战状态。

    “出柜”的不顺利也让孙文麟反应过来：还需要了解更多东西，才能让别人更好地接纳同性恋。于是他开始大量阅读与同性恋相关的书籍、学术论文，逢年过节，还会向亲戚朋友介绍自己的阅读心得。

    久 而久之，微妙的变化发生了。最先转变的是孙文麟母亲。她说，最开始她以为儿子是图新鲜“赶时髦”，就没当真。但眼看儿子上高中后因为心理压力过重一天天消 沉，她也心疼了。同时，一段尘封往事在她脑海中浮现。当年，一位与她共事的男性好友悄悄告诉她，“我是同志，但请为我保密，我不敢告诉家里人。”她还记得 当时鼓励同事的话：“这没有什么可怕的，为什么不能做自己呢？”

    言犹在耳，只不过这次面对的是自己的儿子。

    前年“五一”，很久没有一起出游的孙文麟和母亲相约去橘子洲头谈心。整个下午，孙文麟向母亲坦露了这些年怎样面对自己，怎样在大学组织“同志”活动。被感动的母亲终于接受了，“既然是我儿子，就要站在他背后支持他。同性恋又不是做了什么坏事，不用躲躲藏藏。”

    此后，母亲甚至会带小姐妹参加儿子组织的同性恋讲座。不过，父亲仍是家中最大的“阻力”。孙文麟父亲常常感叹：“把你养这么大，你怎么能这样回报我？”

    孙文麟母亲说，直到去年12月，儿子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父亲的态度才稍稍起了变化。

    孙文麟不是不了解父亲的心思。他作为家中独子，同性恋的身份没法替家族延续香火，这是压在父亲心头的一块大石，“他害怕没脸面去见先人。”

    孙文麟父亲坦言：“走到这一步，我也慢慢接受了，只希望他能有个后代，这是每一个为人父母的对子女最基本的期望吧。”

    在“后代”问题上，孙文麟说，自己不喜欢被强加“传宗接代”的价值观，“同性恋也并没有被剥夺生殖能力，这一点他（父亲）也清楚。同性恋生育在技术上已不是问题，只不过我认为生不生是我的自由。”

    持续“出柜”

    除了在家“出柜”，在外边，孙文麟也努力在各种场合“走出来”。从大学到职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同志”身份。

    在他看来，性取向就像人的手足，与生俱来，无法改变和选择。“这是一种本能，要治疗和改变，就跟砍掉手脚是一样的。”

    最“轰动”的一次“出柜”是在大一军训。彼时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反驳学姐对同性恋行为不道德的陈述，并公开表明自己的性倾向。

    这些年，身边人都替孙文麟捏把汗：刚到一个新环境就很快“出柜”，不怕受到歧视？他却说：“同志身份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你不走出来，就没人知道。”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比如说要保护外星人，可是外星人在哪里呢？

    “被看到”也只是第一步。孙文麟想要的不仅仅是“被看到”。

    “第一案”

    “你爱一个人，就会想要跟他成立家庭；想获得更多平等的权利，就离不开婚姻。”孙文麟说，在认识老胡前，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结婚。个性沉稳、体贴细致的老胡改变了他。

    性格腼腆的老胡说，他们一直两情相悦。去年6月，美国宣布全美“同志”婚姻合法化，这让孙文麟和老胡激动不已，二人决定登记结婚。

    二人结婚登记遭拒后，苦闷中孙文麟想起“同志扭转治疗案”。2014年12月，中国同性恋扭转治疗第一案在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判决，判决中明确指出“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提供扭转治疗的机构被处罚款。孙文麟深受启发，他想到了走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结婚自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