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什么在美国行之有效的方式，到了中国就变了样呢？这固然有体制的问题，但很重要的是集体的沉默。国内诸多法官甚为羡慕的美国最高法院，最初连固定办公地都没有，只能借用国会的一个地下室。是法官通过自己的努力，特别是马歇尔敢于同时对抗总统和国会，才赢来尊严。美国的汉德法官不惜冒着自毁前程的风险而扞卫言论自由，最终彪炳史册。台湾也曾经发生法官联名抗议辞职的事件，为台湾的司法独立作出了贡献。所以，马丁路德金说，比敌人更可怕的，是集体的沉默。

　　如果有一只猎人的鹰，总说自己是百鸟王，希望得到尊重。大家都说，百鸟王应该翱翔在天空，你快逃生吧。鹰说，不，我只等着主人放我。于是大家心中明了，这鹰已成训化的鹰爪，对自由﹑尊严不过叶公好龙。法治允许他人行使合法权利，也允许法官坚守自己。因为有人信访，政府施压，法院就改变初衷，只能说明法院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这些话，请记在心里。因为无论是你做法官还是做律师，只有你想明白自己想要的，才可能在这份职业中获得快乐。如果你根本就误读了法治的概念，那么无论做什么工作，你都会痛苦。

　　四、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近几年来，全国人大会议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时，投票中的反对票、弃权票数量不小，且年年增多。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更是历史性垫底。

　　为什么大家会对司法工作如此不满？答案就是法院年年错案，降低了国民的安全感。对于错案何以发生？见仁见智，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告人未能得到有效的辩护。任何一个法律人都知道，刑事法律关系是个体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对抗，个体一旦被追诉便会陷于精神上的窘迫、时间与金钱上的消耗以及人格上的严重折磨，使其处于持续的忧虑与危险之中，导致个体难以完成自救。而辩护律师的价值，就是要平衡个体与国家机关之间的悬殊差距，就要在个体与国家机关之间建立起平等、有效的检视程序。

　　可是，中国的部分法官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辩护律师说话。如此作为，怎么可能不发生错案？事实已经证明，每一件错案的背后都隐藏着侵害律师辩护权的恶行。而与之相反，凡是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案件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广西北海案，如果没有一大批律师的死磕，特别是如果没有杨在新律师的宁折不曲，无辜少年早成冤鬼。江苏常熟案，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据理力争，合法抗暴的勇敢者早陷牢狱，国人也必然落入遇事缩头、唾面自干的道德黑洞。贵阳小河案，正是辩护律师的全力阻击，才最大程度地遏制了法官的恣意妄为，并最终以“小河条款”的形式完善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可以说，辩护律师是法官的天然共同体。律师兴，则法官兴。只有辩护律师能够有效存在，法官才不会沦为公、检机关的玩偶和替死鬼。重庆“打黑”，整个司法系统皆为其背书，公器异化为家奴。赵作海、聂树彬、杜培武等案，侦办人员擒良冒功，平步青云，一朝事败，却是法院受骂名。如果，仅仅是如果，法官能够在每个案件中为律师提供平等的辩护机会，中国的错案何至如此之多，法官的声名何至如此之低。

　　英国诗人多恩说：“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敲，是为你。”辩护律师其实是法官的“伙伴”。据全国律协的数据，从事刑辩业务的律师逐年减少，长此以往，侦检机关没有了“对手”，那么法院也就只是一块橡皮图章。因为，所谓“打击犯罪”，只需军、警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选择做法官，请善待律师，律师可以问你提供职业保护。如果你选择做律师，也请善待有良心的法官，因为只有法官和律师一同为权利而战，案件才能取得好的结果。每个群体都有败类，但有些法官只看到坏律师，有些律师只看坏法官。司法的整体评价本是体制造成的，同为法律人，大家没有戮力同心，共同抵制、改变这个体制，反而是相互指责，勇于私斗，不识公义，这才是法律人的悲哀，法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