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为《律师法》的提法不妥，可以通过党组织提出建议修改律师法，法律的修改是不奇怪的，但是法律没有修改，另外一种说法，如果同法律意见完全一致，是解释性质是可以的，如果不是解释性质，而是一种 “精神”上的修改变化，那我们还是应该坚持法律上的规定，这就是我们要坚持法治的精神，拒绝人治的精神。关键问题上，我们要看到是法治还是人治，是法大还是权大?

　　二、关于现在刑事案件辩护里经常涉及的所谓串供问题。

　　所谓串供问题，刑诉法第38条有明文规定，如果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刑法306条没有这么规定，306条规定的刑事责任限于伪造证据，毁灭证据构成的犯罪。通俗一点讲，串供就是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沟通，使他知道共同被告人究竟是怎么说的，然后用不同的方式转告给我自己的委托人(被告人)对你那位共同被告人是怎么说的，你考虑一下他说的和你说的是一致还是不一致，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口供。如果开庭，面对两种不同的口供或相同的口供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实际上是给他一个通稿，这在会见被告人的时候是有发生的。

　　过去很多辩护律师就明确告诉他，我看到某某人的材料是如何的，人家是怎么样供述的，甚至把另外一个被告的书面询问材料拿到以后给他(被告人)看，说这是你共同被告人询问笔录，当时怎么说的，你看一看，开庭之前你做什么准备，怎么弄，或者给他看，或者告诉他，这种情况现在究竟是合法还是不合法?是追究法律责任，甚至要追究它的刑事责任?这个问题我经过调研，向外国朋友进行了请教，也看过相关的资料，外国的律师也做过调查。

　　这个案件也涉及李庄案件，我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拿这个东西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或者他其它的法律责任。将来中国进一步发展，应该说这种情况，律师是正常行使他辩护权利的一种内容，这本身就应该属于辩护权的范围，而且将来进一步发展，我会见被告人不被监听，没有录音录像，又没有人在场监督，那我告诉他什么，给他看什么，包括如果进一步发展，他还可以有通信的自由，电话里头我们都可以沟通，你也管不了了，你怎么管?不设监听你怎么知道?像李庄案这样的，被告人倒过来揭发他，可以说是一种戏剧的偶然现象，内幕也很值得研究。但起码世界各国来说，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这种现象已经不能算构成犯罪，应该算是律师辩护的一种权利，如果你有真凭实据就不怕他翻供，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他翻掉了，或者知道对方的情况你也没有办法。

　　现在李庄案件以后，有的律师就同我们讲，律师事务所向我们布置任务了，今后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绝对不能把同案犯怎么说的信息告诉他，李庄就在这个事情上栽下来的。有的律师事务所就告诉他，今后这一条就是禁令，这个问题上我在不同的会议上，包括对检察官讲了，不能这么做，你凭什么证据知道他是怎么弄的?你又不能录像，又不能在场，怎么知道说的话。未来的发展你也管不了，现在老讲律师怎么加强防范，李庄的事情一出来，就赶紧要说防止出现第二个李庄。我认为刑事诉讼法要重新修改，把第38条取消。

　　三、当前律师执法环境。

　　我这个人看待现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悲观，我认为三十年来中国的法治环境在起伏中发展，甚至在大起大落中发展，确确实实有起有落，有阻力，有曲折，有倒退，但这三十年比前三十年毕竟有所不同，还是在曲折中向前走。十七大以来，实事求是地说，有曲折，有倒退的地方。我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各级政法委的领导兼公安局局长，同时又参加对案件的协调拍板。这明显是不科学的，共产党的领导要坚持，但如果是这么领导，党的领导最后适得其反。

　　过去有佘祥林案，最近有赵作海案，赵作海案最典型，本来检察院认为应该不起诉的，公安局不干，找政法委书记，政法委协调的结果是检察机关被迫服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在司法独立问题上，我认为这是世界的通例，只有实现司法的独立才能做到司法的中立，司法的公正，独立才能保证中立，才能保证公正，十七大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是倒退的，比起1979年64号文件是明显倒退了。64号文件贯彻刑事诉讼法的时候，提出取消党委对案件的审批权，现在没说公开恢复，但实际上就是这样，而且也把宪法里三机关的关系问题给否定掉了，变成了公安机关来干预检察，干预法院，公安是老大，你们要服从我的结论，这肯定是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