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职业的定位与民粹主义观念不相容。新闻界揭露社会黑幕，关注民生，记者定位和底层群众的诉愿是一致的。他们揭露腐败，抨击黑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揭露权贵也会同公权短兵相接，但是总体上，官方为了民心，也会把某个权贵，同公权大局进行切割，不会真正伤害公权。而律师为社会犯罪分子辩护，为贪官辩护，同群众的诉愿是对立的。同侦、诉、审的公权则更是直接对立的。他们认为律师是专为坏人说坏，因此律师就是巧言令色，为藏污纳垢、包庇坏人服务的。一般民粹主义者都比较简单化，不知道保护罪犯的人权，蕴含的背景大义是保护普众的人权，保护每一个个体的人权。没有经过一定的现代法治观的训练，一般群众无法理解到这一层，特别是被罪犯伤害过的那些人。自然会产生对律师的反感和仇恨。因此，记者在社会上的名声比律师要好。社会一下子形成对记者的大规模支持很容易，形成对律师的支持则往往很难，只在法律圏和知识精英阶层形成，草根阶层很难接受为黑社会成员等罪犯认真辩护的律师。这导致律师界自己的不自信和言不由衷，不敢说律师的辩护都是正义的，总要自我批判一下、但书一下，因此一个律师被抓，总有同行先去对他非议一通，以示自己的不同。这是一种知识精英对民粹倾向的妥协和投降。

　　第三，律师没有自己的舆论阵地。而新闻界为自己说话是现成的。而且能够形成媒体联动。象中央台和各大报尤其是官方大报，没有一个地方势力和公检法可以不把它当回事。他们掌握着强大的话语权，而律师则根本没有，需要借助外力。记者如果被黑，真相肯定能够充分展示；律师如果被黑，找媒体期间往往会被封杀，黑了也没有人知道。这导致媒体保护记者能够协同动作，一下子形成声势，而律师到上了被告席，被判了，都鲜有人知。而且到上媒体时，话语权已经被公权方掌握，公安、检察的通讯员发的通稿，报出来的律师都是负面形象，进一步失去群众的支持。

　　第四，法律界人士相对比较理性，也比较狡猾，喜欢在一旁观察，不愿意自己出头露面。都要等到形势开始可以摘桃子的时候，才会最后站出来，占领舆论制高点。一个事不关己的事件，他首先是只看不说，或者不看不说，埋头赚自己的钱。而新闻从业人员，一般都有文人可爱的气质，都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每天接触鲜活的现实，富有正义感和冒险精神，更愿意立即出场说话，铁肩担道义。法律界敢于担当、出头露面的人，不但得不到好处、好评，相反会被讥笑为不成熟、爱出风头，最后成为别人幸灾乐祸的对象。

　　第五，近年中国律师界的拜金主义风气和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泯灭了一些律师的良知。有的律师为了将来济身权贵圏分一杯羹，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尽量包装自己靠拢官方的一种形象，根本不会去批评公权力，对于律师同行的受难，往往视而不见，甚至充当帮凶、帮闲；有的律师为了自己能有赚钱机会，搞好各种关系做“和谐律师”，希望公检法和政府为他介绍和委托案源，其立场不可能为一个已经落水的、已经没有油水的同行去喊冤说话，这对他本人没有任何好处。再加上近年有点正义之心、公正之言的律师，不断被打压，现实进一步教育培植了势利的律师。许多好律师改行、出国、不上法庭转非诉业务，中国律师业的良心越来越少。这种劣化选择进一步使中国律师分化瓦解，形不成主流声音。

　　第六，近年来律师业的执业环境越来越差，律师协会自身难保，不敢为律师代言。官方重视律师业的目的不是真正重视发挥其作用，而是不放心这支队伍之后的加强控制。无论是加强党建，还是连续十多年的对律师的教育整顿，中国律师一直是整治的对象，从来没有被当作国家法律力量的“自己人”，而是一个“总不怎么听话的顽劣少年”。各级律师协会在这种氛围下，在“为官方整肃律师”与“为律师讲话维权”两个角度上走钢丝，总是无法真正发出有力的声音。近年来中国律师协会，很少有理直气壮为律师讲过话，同全国记协、各地报协完全不同。律师协会成了二政府，发挥不了律师娘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