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郭章梅和孩子们都顺着他。“我知道他有多难受，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背着这么个罪名，他委屈呢。”她说。

　　郭章梅念着他从前脾气好的时候，但她也觉得，老张的性格，也有始终没变的地方：“他一直就嘴太快，太能得罪人了。”说着，她瞥了一眼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老张。

　　“我改不了。”张军立刻一扬脖子说。

　　1995年，张军因病“保外就医”。一离开监狱，他就递了申诉材料上去，他从省人大、省政协，一路找到了全国人大。

　　“说我受贿15000元，那是村民委托我代管的办案经费，有庞家峪村村委会给我写的委托书，盖了公章，后来他们都取回去，写了收条。说我诈骗的3000元，那是别人报销的，跟我本来就没关系，这是饭店老板的证词。说我教唆拒不执行判决，跟村民说的那些话，他们都能证明，我没说过。”张军说。材料里许多地方都用红笔画了线，张军用手指比着这些地方，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听。

　　2001年3月，张军的案子再审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他的受贿罪和诈骗罪，维持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裁定张军的教唆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要求地方法院再审。

　　当时，张军真的以为，自己离“无罪”已经不远了。

　　“土地的案子都解决了，为什么我的案子还留着个尾巴？”他疑惑。

　　昔阳县人民法院重审张军案，对最后的教唆罪，给出的证据和原审时没有不同。其一是张军在《山西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证据不力的判决》的文章，“制造舆论，煽动群众”，其二是当初村民的证言。

　　庞家峪村农民梁万喜，曾在一审法庭上指证过张军教唆。但是在接受采访时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话其实张军没跟我们说过”。

　　他把翻供的证词写了下来，交给了张军。然而除了证人的口供，张军没有别的证据能证明，当初这批证人的教唆罪证词，是在“逼供、诱供”情况下作出的。由于证据不足，昔阳法院没有采信。

　　2014年，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了张军的申诉，维持原裁定。此后的3年，一切都仿佛是停滞了。张军甚至打听不到，自己这案子卷宗究竟在哪一级法院搁着，在谁手里。

　　“前前后后，已经审了11次了。现在就是在等我死呢，反正我已经老了，人死案销。”张军坐在沙发上，挥着双手激动起来。

　　这几年，张军越来越关注翻案的新闻，包括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高平叔侄案。“现在贯彻‘疑罪从无’了。”张军说。

　　根据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的时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要是现在再判我的案子，也应该是判无罪的。”

　　对自己的案子，张军仍然怀抱着希望，有时又担心等不到了。他许多次回到当初工作过的政协大楼。当初他的办公室在一楼，他被带走之后，私人物品被清理了。办公室的门上一度被贴上过封条。

　　偶尔他从窗户外面经过，会给别人指，“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当初他就是在这里接待了庞家峪村的村民，一幕幕画面，都像是刻在脑子里。

　　可是如今，遇见以前的同事，他都不愿意跟对方打招呼。“人家知道我的事，未必愿意理我。”他说。

　　张军住在一个没有电梯的老居民楼，下楼出了小院儿就是街道，双向两车道的路上汽车很少。这里的住户大多都上了年纪，邻里之间多半彼此认识。早些年张军刚出事儿的时候，也有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几句“不太好听的话”，觉得他是“坐过牢”的人。

　　小院里有一块公共用地，其中有两平方米大的一块，张军常年在上面种了蔬菜。后来，有一户邻居也想要这块地。邻居没有选择跟他“好好商量”，反而以张军坐过牢的事情为由头，人前人后地骂了起来。

　　“好像是想要把我臊到自己不好意思去种那块地了。”张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