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身体孱弱，文化知识贫乏的农村男人几乎没什么挣钱的门道。他平日里在镇上跑摩的，但出车并不勤，时常在茶馆里打牌或看黄色录像。

    虽然身体虚弱，但他不能停止喝酒。他对许林芳说，喝了酒后，就舒服一些，胸膛没那么痛。

    因为不能停止喝酒，他便不能停止“酒后发疯”。喝高了之后，他有各种妄想，其中之一是兄弟要来抢他的房子。两年前的一天，喝了酒的周德军坚持认为老五要来霸占土屋里的石仓。平时瘦弱的他竟然气得把石仓上的隔板砸了下来。周老头过来劝，周德军对着老人的腿一阵乱踢。

    当无法通过“修房子”来树立地位和声望后，周德军找到了别的渠道。在大儿子8岁时，他让许林芳摘了环，给他继续生孩子。周德军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钱，我有人！”

    于是，这座全村最贫穷的土屋里又陆续诞生了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他们现在分别11岁、10岁、8岁、7岁。但周五已经不能叫“周五”了，不到1岁时，他被抱给了九支县城的一对夫妇。

    然而土屋依旧拥挤，6个人只有两间卧室。周德军和3个儿子睡一间，4人挤一张1米5的床。许林芳和小女儿睡在另一间，这间卧室连着猪圈和厕所，由于没有门板相隔，房间里总有一股猪圈的味道。

    就是在这间气味刺鼻的房间里，许林芳杀死了周德军。他死掉时，除了被抱走的老五，所有儿女都站在他的尸体旁。

    2

    翻遍土屋，只有许林芳十几年前的两张旧照。照片记录了许林芳难得的笑容：那时她抱着才3岁左右的大儿子，深目高鼻，上翘的嘴角旁有两个酒窝，乌黑的长发向后梳成一个马尾。

    在岁月磨掉了年轻时的清秀后，那双粗壮坚实的腿，逐渐超越黑发和酒窝，成了她身上最使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多年来，这双腿承载着一家人二亩地里的农活。丈夫周德军是从来不干农活的。

    即便已经年过40，许林芳仍对自己的生活懵懵懂懂。自己到底是在18岁还是19岁遇上周德军的，许林芳说不清楚。因为不识字也不识数，她对很多时间、地点记忆模糊，她不知道自己多高、多重，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辗转的那些工地、塑料花厂、耳机厂、电子厂、手袋厂、皮鞋厂……在哪些城市。

    也许正是这种懵懂成就了她对不顺心和痛苦超人的接受能力。

    大概19岁的许林芳第一次见到周德军，他很瘦，穿着一件松垮垮的灰色西服，烟不离手，走起路来甩肩摆袖。

    婚还没有正式结，周德军就开始威胁她：“你再出去打工必须和我一起去。你要是不跟我一起，我见到你就下你胳膊，下你腿，看不到你就打你妈。”

    除了屈服于威胁，许林芳想不出别的办法，在和周德军一起打工的第3年，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1995年，她回乡生下了儿子，和周德军领了证。

    “话不多，老实。”这是亲戚、邻居对许林芳的印象。在接触过她的人扩大到律师、法官、妇联工作人员后，对她的形容词还多了农民不常使用的“木讷”和“麻木”。

    对难以想象的暴力，她没有失声痛哭过。在20年的婚姻中，除了这次致命的反抗，她很少对周德军还嘴、还手。

    对值得欣喜的事，她也没有开怀大笑过。在泸州市看守所里，当她被告知合江县公安局给她大儿子打了20000元救助款的时候，律师没有看见她笑。在合江县人民法院，当她听到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判决结果时——对“故意杀人罪”来说，这是一个较轻的量刑——法官也没有看到她有什么明显的表情。

    她被外人看到的最激烈的表情就是那种无声的哭泣。在开庭前见到半年未见的4个儿女时，她就是那样哭。她的孩子们也继承了这种哭法。她站在法庭的隔离带里面，几个孩子在隔离带外，相看无言，只是默默流泪。末了她说了句：你们在家要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