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承办检察官王学涛介绍，陈俊作为老大，在该团伙中地位超然，说话从不打折扣，定下的规矩众人都必须执行。如果手下做不好，陈俊就会对手下打骂并亲自出马管理。小赖不愿意留下工作，陈俊不仅带领手下将其灌醉，还驱车至偏僻处殴打、辱骂，并与团伙成员在汽车内对小赖先后两次实施奸淫，最终成功“说服”小赖。吴同在看管小赖的事情上犯了错误、看丢了人，随即也遭到了陈俊的打骂。

　　在金钱管理分配上，大家也都听从陈俊定下的“规矩”。除卖淫女外，团伙成员主要有包车、包房以及发放名片等分工，陈俊对每种分工都设定了明确收入标准。每次卖淫后，卖淫女能够从嫖资中分得一半，负责开车接送卖淫的每天300元，发放招嫖名片的每天100元。“工资”实现每天一结，从不拖欠。

　　生意好的时候，团伙成员也拉拢同在网吧上网的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帮忙发名片。因为收入立时兑现，这些社会闲散人员都乐于参与帮忙，并不介意“生意”是否合法。

　　一对一模式管理“稳固可靠”

　　在对团伙成员以及卖淫女的调查中，承办检察官发现，每个卖淫女均有对应的负责人，其中朱龙负责陪卖淫女婷婷、汪兴负责接送小梅、孙小波负责接送小静、吴同则负责看牢小赖防止逃跑。王俊自己则负责小惠的管理。

　　据团伙成员时杨交代，在该团伙中，陈俊对手下与卖淫女之间关系的定位是——既是监控管理关系，同时又是男女朋友。对于这类有“女朋友”的团伙成员，他们可以“不做什么事情，只要把自己的女朋友看管好。”

　　这种男女朋友一对一的管理模式可以说是陈俊自己实践并摸索出来的。陈俊与女朋友小惠刚来宜兴时，小惠也外出卖淫赚钱养活陈俊，随着陈俊生意的做大，小惠开始减少卖淫次数，转而帮助陈俊接听招嫖电话、管账和安排卖淫女工作。

　　陈俊发现，这种男女朋友的模式十分稳固可靠：既方便手下对卖淫女的管理，同时又让卖淫女心甘情愿卖淫，减少自发举报的风险。

　　卖淫女小静原本是在昆山电子厂实习的女工，2012年4、5月间，小静在网吧认识了团伙成员孙小波。两人迅速成为男女朋友并跟随陈俊来到宜兴。虽然一开始孙小波提出要小静卖淫赚钱，让小静难以接受。但为了抓住男友的心，同时为两人生活提供来源，小静最终还是同意了卖淫赚钱。

　　团伙成员汪兴的女朋友小梅今年刚刚18岁，2012年10月，在与汪兴成为男女朋友后仅仅两个月，小梅就在汪兴的带领下加入了陈俊团伙并卖淫至案发。

　　面对跟自己落入同样困境的小赖，同为女性的小静和小梅等人不仅完全没有警告和同情，反而成为帮助劝说小赖顺服的说客。她们并不知道，她们一直赖以信任的男朋友其实只当她们是赚钱工具而已。

　　案发后，吴同在回忆陈俊强奸小赖时，曾供述到，对于一直哭着求他救命的小赖，自己心中曾闪过一丝不忍，但同伴对其进行了劝说：“我背靠着汽车后备箱站着，其他人在我旁边开导我，说出来混，女人不要太当回事，反正都是帮我们赚钱的。”于是，对于女朋友小赖的苦苦哀求，吴同最后一直“没有理她”。

　　多重因素致“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扭曲

　　据承办检察官王学涛介绍，陈俊团伙聚在一起以卖淫为收入来源，除供养基本的生活吃穿外，全部费用和精力几乎均用于上网游戏和疯狂玩乐。团伙成员中，包括卖淫女，多为农村出生、辍学后外出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一定学历的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却明显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渴望尽快融入发达城市时，由于自身劳动技能匮乏，导致社会对其的接纳度降低，使现实与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差距”。王学涛说。

　　王学涛介绍说，组织卖淫行为成几何级数放大了个体卖淫行为的危害，衍生了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陈俊等人为了物色卖淫小姐，不惜采用强奸的手段迫使年轻女性加入卖淫行列，为搜寻逃跑的卖淫女，不惜采用非法拘禁的犯罪手段要挟他人，其组织卖淫行为衍生出的其他犯罪行为成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宁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