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还在原来的台里，可能也是广告员了 。”他笑道。

　　现在央视工作的刘女士对文的说法表示认同。

　　她回忆，上世纪90年代在地方电视台工作时，最让她头疼的就是广告。“一个专题部10多个人，工资奖金都是我负责，压力巨大。”她说，台里对报道还是看得比较重的，骨干人员没有广告任务。但坚持了四五年后，手下的记者有的去了省电视台，有了改行做了报纸。到最后，自己也投奔央视。

　　“我们地市级台尚且如此，县里就不用说了。有些省里，几十甚至上百个县级台的新闻加起来都不会比湖南卫视一个新闻节目的收视率高 ”她说，个人认为，从新闻资源、传播效率和广告市场而言，县里一级没有必要设电视台，遑论开办更多频道。

　　对于有关执法部门为何监管非法广告不力，她认为，这是部门利益妥协的结果：媒体的广告播出依法受到监督，但很多执法部门同时也受到媒体监督。一个例子是，本世纪初，刘所在的电视台车辆被交警部门查扣处置。深感不满的台长下令派出若干小组每天报道交通混乱状况和交警不作为等新闻。不到一周，交警支队就扛不住认输，并主动与该台合作，投资数万元开办交警宣传栏目。

　　刘殿林则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有一个任职广电局长的朋友，原来在任教育局长时对电视中性病、美容等非法广告深恶痛绝，经常开会提意见。任广电局长后，则态度大变。“我要他管管这些（广告）。他却说，没有了，他晚上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