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在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现场，经过调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小佳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女儿已经离世的现实，当晚还有说有笑的女儿，几个小时之后怎么就从窗户里跳下去了？谁把女儿逼到这步？赵先生夫妇满脑子都是这些疑问。

赵先生反复追问女婿:小佳跳楼之前，你们吵了些什么？小佳有没有说要死给你看之类的话？

小龚说他不记得小佳说过这样的话，小佳只是问他，是不是已经不在乎自己了。

赵先生不知道女婿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当时只有他们小夫妻俩在房间里，女儿已经离去，现在死无对证。

“她的房间我清楚，窗户高，床和窗户之间有一个大空当，摆着一张桌子。人要跳下去，不踩桌子够不到窗台。一个大活人踩桌子爬上窗台，这么大动作，女婿难道一点都不知道？”赵先生对女婿说不知情强烈不满。

小佳的妈妈也赞同丈夫的判断。她补充说:“我女儿有点胖，她不可能很顺当地从窗户里跳下去，她那么胖，要跳下去肯定动静很大，女婿怎么会不知道？不仅女婿，连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的公婆也应该能听到动静。”赵先生夫妇俩越想越糊涂，除了女婿的责任不说，小佳的公婆听见夫妻俩这么激烈的争吵为什么连问都不问，如果公婆听到动静过去劝慰一下，也许女儿就不会自SA。

老夫妇愤然起诉女婿

小佳的自SA完全改变了两家人的生活。以前胜于远亲的4位老人，现在形同陌路，甚至不愿碰面。赵先生和马女士刻意回避着小龚和他的父母，看到他们，赵先生夫妇就会想到女儿。在赵先生夫妇心里，女婿小龚对小佳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赵先生希望小龚能够在经济上补偿自己。赵先生提出20万元的赔偿要求，但小龚拒绝了。

2009年春节过后，赵先生夫妇一气之下，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在起诉状中，赵先生写道:在双方发生争吵后，女儿从床上起身爬窗台、开窗、坠楼的过程，女婿应当预见到妻子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却未履行保护救助义务，任凭妻子死亡的后果发生，应当承担责任。

另外，女儿的公婆与其住隔壁，仅一墙之隔，对夫妻俩激烈的争吵知情但不予制止，故对女儿的死亡结果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女婿一家的行为侵犯了女儿的生命权，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向女婿索赔死亡赔偿金1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朝阳区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并在4月份第一次开庭审理。法庭上，赵先生夫妇和小龚、小龚的父母都出庭应诉，原来的老邻居、好朋友、亲家，现在坐在对立的两边。“开庭时，双方情绪都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争吵，更没有互相责骂，只是对部分事实和男方的责任有不同的理解。”原告赵先生夫妇的代理律师卜祥熙对记者说。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小佳在跳楼前是否有一些暗示性的动作或语言，小龚当时是否知道小佳要跳楼，他是否阻止了小佳的危险动作。对于责任部分，小龚认为，他对于妻子小佳的自SA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没有法律上的责任。但律师卜祥熙认为，小龚作为小佳的丈夫，对妻子有注意的义务，这是婚姻法上规定的原则性的义务。

具体到当时的情境，小龚应当能注意到小佳跳楼的危险动作，也当然有义务去阻止她。小龚有注意义务却在主观上忽略了这个义务，因此他对小佳自SA负有责任。至于小龚的父母，两人争吵到平时从没有过的激烈程度，也应该能预见到争吵的严重后果，但他们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忽视了这一注意义务。

虽然对法律责任各有理解，但小龚和他的父母都认为，自己应该给赵先生夫妇一定补偿。于是法官当庭主持双方调解，但在赔偿金额上，双方又争执不下。卜祥熙律师说，赵先生夫妇提出赔偿15万元，小龚表示他没有这个能力。法庭调解小龚支付10万元，但小龚和他父母都说，他们没有这么多钱。由于赔偿金额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当天的调解失败了。

庭审之后，腿有残疾的赵先生拄着拐杖在妻子的搀扶下，慢慢地走出法庭。看到这凄凉的一幕，卜律师说他感到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