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邹剑雄不予置评。他告诉记者，在法院判决后，他们会主动联系媒体，作出相应解释。但他还是提出疑问:“是该听信医生的‘病情严重’的诊断，还是听信邹宜均本人的‘无病’陈述?作为家属，如果明知亲人有病而不送治，岂不是更有问题?”对邹宜均案件的细节，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的张医生表示不好多说，以他们在法庭上的回答为准。

“送治人的陈述很重要。”孙东东表示，精神病大体可分为两类:器质性精神病和非器质性精神病。对后者，目前医疗仪器无法予以检测验证，其判定主要靠精神病医生的经验，而医生对新收治的病人是不了解的，当然要依赖送治人对患者病情的陈述。孙东东也承认，对此，不能完全排除误诊的可能，“但更要相信精神病医疗机构和精神病医生”。

“送治人的陈述仅仅是个参考，如果精神病院不能很好地‘把关’，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完全可能被强制收治。”刘白驹提醒说，实际上，家属往往恰恰是容易和疑似精神病人发生矛盾的，并不一定天然站在患者一方。而且，依据民法通则，家属如果想成为监护人，必须经过法院指定。

2007年2月14日，邹宜均曾经到深圳市宝安区黄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被非法拘禁。在邹宜均出来之前，黄雪涛也多次报案———人口失踪、非法拘禁等，最后在邹的家人出面解释后，都不了了之。

刘白驹告诉记者，严格地讲，对正常人的强制收治涉嫌非法拘禁。但是，实践中，该罪不好认定，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精神病医疗机构的精神病鉴定结论。考虑这一点，邹宜均提起了民事诉讼，她的请求也简单:请求判定家属委托医院收治她的协议无效，院方赔偿1万元并赔礼道歉。

截至记者发稿时，法院尚未作出判决。 （郑赫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