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其中第六条讲，以误导、利诱、威胁或者做虚假承诺的方式承揽业务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这里面什么叫“误导”，什么叫“虚假承诺”，是有很大的伸缩余地的。律师承揽这个案件，说可以打赢这个官司，因为当初我判断这个案子胜诉可能性很大就承揽，最后败了，你是不是误导了当事人？这是说不清的道理，因为律师刑事或民事案件的辩护或者代理都存在风险，如果我没有达到对方预期的目标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误导呢？

　　民事案件这种情况很多，既然允许律师做判断，我建议当事人提出反诉，反诉最后被驳回了，那么你是不是误导了当事人又进行了不必要或者不利于他的诉讼呢？所以，这样的解释模棱两可，使得其制定者司法行政部门得以任意解释。

　　第四，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也应当从宽。不仅是律师执业行为，对律师所的管理也应该从宽。前面有一段时间，一些地方主张各级律师协会会长完全由律师来担任，而不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来担任，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但现在看这个趋势也在收紧。拿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的改选来说，北京律师协会的改选，有一部分律师提出来直选，这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律师为什么不能够自由选举呢？或者越来越走向更加自由的方式呢？而我听说这些主张自由选举的律师最后都多多少少被穿了一些“小鞋”或者其它，有的甚至没有没有通过律师年检，这是一个报复行为，是个不正大光明的行为。

　　我觉得应该提倡律师是自由的，根据律师自己的意愿选举他所认为合格的人。司法部现在提出加强党的管理，所有律师所都要设立党支部，我所看到、听到的反映也不理想。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有了党员的律师事务所都要设立党支部，党支部来领导，但是你就有了一个问题，这个律师是很年轻的律师，他是党员，他在里边有监督作用，他说的话到底合伙人听不听，律师事务所听不听？这就有无形的压力，你如果不听的话，可以认为你不尊重党的作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是促使律师事务所走向更有效的管理，而是促使它走向了更反面的方面。

　　对于律师事务所收费的问题可以做某些限制，但不能过多。虽然现在提出来对某些涉外、复杂的案件，可以超出收费标准的5倍，但拿这个标准与国际上比较，仍然感觉收费还是降低了，这样怎么能够使中国的律师走向世界呢？收费就是一个标准。如果你收费高，人家相信你的质量，服务的能力，如果你的收费基本上大家持平，大家都差不多，也没有分出高和低，那怎么能够在国际上形成我们优质服务的形象？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应该值得很好来思考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国家对于律师的管理采取了严格管理的方针，就像周永康同志讲的，要对律师严加管理，要按这样的方针下去的话，我觉得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