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更加微妙的变化开始显现，刑事辩护不只是被边缘化的问题，而是连说话的权利都开始限制，法庭上只允许出现某种律师或者某种观点，安排律师辩护的情况愈加普遍。权力部门的耐心越来越差，政策越来越蠢。与此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开始对那些不听话的律师实施整肃，人为划分“维权律师”与“商业律师”阵营，并通过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分化并孤立这些律师。

　　这是一股令人不安的历史逆流。政治决策者非但不去尝试促成法律人之间形成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努力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反而致力于分化与瓦解律师伦理，在律师群体中制造分裂。长此以往，三十年法治建设取得的些许成绩势必被稀释、淡化，最终消失于无形。

　　遗憾的是，我对未来缺乏乐观的估计与预期。事实上，对律师职业的整肃有着更为宏大的背景，不单伴随着“三个至上”的司法原则，也伴随着“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还伴随着抑制独立思考、控制网络传播的教育理念。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国家希望律师们照顾好自己的钱袋，然后观棋不语。

　　对于柯恩先生，我还有更为特别的一层敬重。

　　每次见到这位美国老人，谈起过往的种种，他总是和蔼地劝导：不要那么多抱怨，要多些积极的东西，要看到已有的进步和未来的愿景。很难想象，一位美国人能够如此执著而持久地热爱着我们的中国，他把五十年的生命花在研究一部半死不活的中国法上，不知道是中国法的幸运，还是他个人的不幸？

　　好在，幸与不幸，皆善莫大焉。

　　Good health forever! Long live to 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