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里，顺便说几句，我为什么想了这么多问题？在我们现在法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波折，出现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不说，我只想谈谈有些问题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地做，需要在理念上先得到一个澄清，否则很多具体问题永远都很难得到解决。

　　比如说，我做律师以后，深切体会到，首先律师地位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呼喊了十几年，但是到今天为止，法治建设30年了，律师为“坏人”辩护仍然还是“坏人”这个概念还没有解决，当然比起30年前、20年前有很多进步，但是还需要进步。再比如说，关于律师地位之后的问题，律师的职责所在是什么，律师职责的作用、原则是什么？就涉及到一个很尖锐、很敏感又很重要的问题：律师和被告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六七年前，在研究证据开示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证据上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研究证据开示，那么律师在会见被告人的时候，能不能向被告人出示卷宗的内容？出乎我意料之外，当时有高法、高检、公安部的领导，有我们的专家学者、律师在场，都感到很愕然，觉得：这不行，被告人怎么能有阅卷权？后来我通过一系列的事实来说明，法律规定在法庭上一切的定罪证据要经过被告人质证辨认才能使用、才能有效啊，那么在开庭前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被告知悉这些内容，并且做好开庭的准备呢？证据开示的目的是什么？证据开示对被告人要搞双重标准？律师权利来源于什么，是来源于被告人委托还是来自国家的赋予呢？

　　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国内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来，得到了一定的共识。为了得到普遍共识，为了防止律师产生进一步的风险，在2009年11月初全国律协刑委会的年会上，我把这个问题作为专门的议题又提了出来，大家正在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遗憾的是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也没有在立法上加以体现，紧接着不出一个月，就出现了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由于律师在给被告人宣读同案证言而被定罪，提出律师串供的问题，律师怎么能够出现串供的问题呢？

　　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说出来，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地把它解决掉，从理念上、从理论上、从立法上加以解决。可见我们法治的发展包括律师制度的发展，是非常综合化的问题，我们的律师制度在中国来讲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仅仅30年而已，国外经过了千百年。所以面对这样的努力，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做。

　　江平老师等老前辈的指导作用，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认为我们这一辈和下一辈的任务更加沉重，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工程，我希望作为其中的一员尽自己的努力，向江老师等老一辈学习，学习他们的精神，我们在后面紧紧跟上。谢谢。

　　于绪刚：谢谢田文昌。我们很多人从事律师这个职业，可能就是因为见过江老师一面或者听过江老师的一次演讲，我想我们大家未来在执业当中要守操，做好我们律师的工作，也是对江老师的最好的祝贺。接下来邀请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惠忠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听讼者的素养，儒者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