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1996年出台的《律师法》将律师定位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取代了《律师暂行条例》规定的“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不再保持国家干部的身份，所有的国办律师事务所一律转制，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由“官”转为“民”，中国律师的角色定位逐渐实现了从公职性向民间性的回归。律师的民间职业角色其实就是法律的民间代言人。《律师法》对律师的重新定位较之过去是一大进步，但现实中律师还不具备强大的民间力量。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将律师视为“在野法曹”，英美国家检察官其实就是国家雇用的控诉犯罪的律师。而中国律师不具有这样的地位。

　　再次，中国律师角色具有风险性。在中国，律师的外部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即使每个律师都能严格自律，律师职业的风险性仍然很大。律师职业的高风险性在刑事辩护领域尤其明显，《刑法》第306条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伪证罪，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这一点属于非正常风险。在正常风险方面，律师很有可能因为疏忽、举证不力等因素而败诉。与医生特点相同的是，再好的律师也不敢保证他不犯错误，因为法律事务往往很复杂，律师总有由于知识结构等因素，某些问题把握不准，导致判断错误，给委托人带来不利后果的可能。我们不能饶恕的律师错误一般都是程序性的。律师只要在代理过程中不犯程序上的错误，对于实体的认识可以见仁见智，当然在法律上必须能自圆其说。香港不准大律师做广告，就是考虑到律师靠广告做大了以后，谁也不能保证这位律师今后不犯一个低级错误，从而一夜之间身败名裂。所以，律师宁可充当一个保守的角色，也不能“过把瘾就死”。

　　另外，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也是影响律师地位的因素之一。律师与委托人的法律服务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服务关系是有偿的民事代理关系。当事人委托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购买的是律师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是一种消费行为。既然是消费，委托人对子律师的服务就有质量要求，甚至是苛求，因为委托人付出了，理所当然地要求物有所值。但是，律师有偿服务是否物有所值往往很难界定，有其一般人无法掌握的内在规律。中国的普通民众法律意识还不强，法律素质还不高，势力强大的民间“潜规则”还在左右着法定规则，一些委托人往往情理不分，向律师提出法律服务之外的非分，甚至是非法的要求，一些律师还不能坚持原则地向他们说一声“不”!委托人对结果的期望值与现实影响案件结果的多种因素发生着矛盾，一些委托人往往将不利的结果迁怒于律师。律师或因服务不到位，或因律师与委托人缺少沟通，委托人对律师服务的不理解，都有可能被委托人投诉。委托人主要是看结果，律师在追求结果的同时更要看重过程。律师的对立面除了对当事人以外，有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委托人。因此，与委托人保持合理的距离，也是保护律师自身的必要措施。

　　正是因为中国律师有以上先天不足，又不具有医生“盐”一样的恒定社会需求性，任何一个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任何一个法制环境中对律师的不利因素，都成为影响律师事业发展的外因。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律师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丧失诚信、诋毁同行、搞不正当竞争、甚至不惜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故意做伪证，指使当事人向法官行贿等，成为破坏律师赖以生存的法制环境的共犯。这一切，成为扼杀律师生命的内因。我们律师还左右不了外部法制环境，但是，我们应当洁身自好，严格自律，呵护本来就很脆弱的律师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