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将律师与医生做类比。比如，我常常告诉当事人，一个人得了病，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不找医生也能治好，如感冒，吃几片感冒药，多喝些水，扛一扛就好了；二是必须找医生才能治好，如肝炎；三是找了医生也治不好，如晚期癌症。同理，一些案件不找律师也能赢，如证据确凿的债务案件；二是必须找律师才有可能赢，如知识产权案件；三是找了律师也不能赢，如肯定会判死刑的故意杀人案件。但是，律师与医生有一点关键之处没有可比性，就是社会需求性。

　　经济学有一个“盐的定律”，就是说人们吃的盐，不论在什么年代，不管它有多么贵重，人们也要吃，每个人都离不开，它的社会需求性是恒定的，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以“盐的定律”来比较一下医生和律师的社会需求性就会发现，医生显然符合“盐的定律”，不管社会怎么变，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医生。而律师在非发达的法治国家却不是。

　　首先，律师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不属于人们衣食住行，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经济基础。其次，律师业的历史，即使是在非常发达的西方法制国家，也不过几百年，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相比，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我国律师业的历史更是短暂而命运多舛，中国古代专门和判案的官老爷“勾兑”的”讼师”，严格地讲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律师。直到民国以后，才在上海等极少数大城市有了真正意义的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的律师大部分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所有的律师都停止执业，或被劳动改造或改行。直到1979年，才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恢复律师制度。

　　医生与律师的另一个区别是是否具有可替代性。一个人生了病，除了找医生，几乎没有别的可以替代的方法。头疼脑热，也许一扛就过去了，但如果得了肝炎，哪怕是得了阑尾炎，就必须看医生，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但如果一个人遇到了麻烦事，吃了官司，不一定非要找律师，而有多种渠道可以解决，包括合法渠道和非法渠道，比如，可以与对方自行和解，也可以花钱打通关系胜诉，甚至动用黑恶势力解决。

　　正是因为医生的不可替代性及律师的可替代性特点，一个医生的个人品德再坏，如果他想要在业内立足的话，医术必须要好，否则他就没有市场。而律师想要在业内立足，有充足的客户，在不良的法制环境下，不一定要有广博的法律知识，这一点与医生正相反。尤其在一个法制环境恶劣的地区，往往是对法律并不精通，却能熟练地运用社会”潜规则”办事的律师倒能够在当地律师界畅行无阻。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医务界即使再腐败，人们对医生收红包、开大处方等腐败之风再深恶痛绝，医生的患者量也不会减少。而律师如果不依法办事成风，将会毁掉整个律师业。哪怕一个满腹经纶，通晓法律、经济、外语的优秀律师，在一个十分恶劣的法制环境下，在一个律师业被毁掉的社会，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为社会所不需。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律师的历史断断续续加在一起不过几十年，这几十年与5000年相比，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几乎都是人治的历史，在一个人治的社会，即使有律师，律师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太高。而真正意义的律师只能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

　　在中国，律师的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律师仍属于“弱势群体”，除了为当事人据理力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外，还在为改变执业中的不公正境遇而进行自我维权。中国律师为什么属于“弱势群体”?我认为除了中国的依法治国方略刚刚实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以外，主要还有如下几个因素：

　　首先，中国律师从整体上讲还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有人会说，我们律师界不是也有人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了吗?但从总体上说，律师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仍处于边缘地位，还远没有进入政治圈的主流位置。在中国，律师的政治角色还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