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尽管法律并未确立沉默权规则，但因法律禁止采用刑讯逼供、威胁等非法方法获取供述，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有待完善，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会选择保持沉默，拒不回答问题。此种情况下，能否因被告人沉默而作出不利于其的推论，值得认真研究。

　　一、因审前阶段沉默所作的不利推论

　　在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或面对指控时保持沉默，且满足特定条件，就可以作出不利于其的推论。英国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先前沉默对后续辩护的影响，当警察或其他肩负侦查与检控职责的官员进行讯问时，要求犯罪嫌疑人陈述某个合理且应当掌握的事实，而犯罪嫌疑人拒不提供，此后却在庭审辩护时将该事实作为辩护理由，此种情况下，对其在审前阶段保持沉默的作法，法官或陪审团可以作出不利于其的推论。

　　法官或陪审团根据该法第三十四条作出上述不利推论时，需要满足以下六个条件：第一，检控方已对犯罪嫌疑人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第二，犯罪嫌疑人在正式被提起指控前没有对办案人员的提问作出回答；第三，犯罪嫌疑人是在办案人员告知沉默权后的讯问过程中没有对提问作出回答；第四，讯问目的是为了确认犯罪是否发生或者谁实施了犯罪行为；第五，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没有提及相关事实，但在庭审时将之作为辩护理由；第六，为合理期待犯罪嫌疑人可以在接受警察讯问时提及相关事实，法院在1997年阿金特案的判决中要求对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的状况作出评估，包括被告人的年龄、经历、意识能力、健康状况、是否醉酒以及个人性格等。

　　因审前阶段沉默所作的不利推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沉默权及例外规则的关系。沉默权制度能够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使其免于自证其罪，进而确保公正审判。但毫无疑问，沉默权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往往是破案的突破口，侦查人员已经习惯于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获取信息，进而发现和收集关键证据。沉默权的例外规则，就是为了避免过度强调权利保障而对打击犯罪造成严重妨碍。

　　因犯罪嫌疑人沉默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会侵犯公正审判权。欧洲人权法院在1996年默里诉英国案的判决中认为，当犯罪嫌疑人因寻求法律帮助被拒绝而选择沉默时，对其作出推论的做法侵犯了《欧洲人权公约》赋予其的公正审判权。这就需要对沉默权的例外规则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犯罪嫌疑人未提供相应事实这一情况本身也须有证据证实。因此，为了促使法官或陪审团在审判阶段对被告人作出不利推论，控诉方需要提供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未提供相应事实的证据，这些证据可以在主张犯罪嫌疑人没有提供相应事实之前或之后提出。

　　第三，犯罪嫌疑人可将律师建议其沉默作为抗辩理由。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告知沉默权的内涵及其例外规则，并正确引导犯罪嫌疑人回答警察、检察官以及法官提出的问题。如果犯罪嫌疑人主张，律师之前与其会面时建议其不回答问题，并能提供与律师谈话的相关证据，该抗辩可作为对抗因沉默而作出不利于其的推论的理由。

　　第四，如证人已提供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仍然保持沉默，可作出不利于其的推论。证人证言通常是案件中的关键证据，可以揭穿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如有证人证实，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某些问题是因为该事实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则犯罪嫌疑人此时再保持沉默，就可以被视为掩盖犯罪事实，据此可作出不利于其的推论。法院在2001年弗林案的判决中指出，如犯罪嫌疑人在首次接受讯问时对特定事实保持沉默，当警察从证人处了解到与该事实有关的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此时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仍然保持沉默，法庭就可以从此次沉默中得出不利于其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