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律师：《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你要搞法律，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调查取证；如果你调查取证，千万别怪看守所要你报到。”这是刑法第306条颁布后，引发的律师感叹。其实，像李庄这样因《刑法》第306条被捕的律师不在少数，自“306条款”施行以来，全国已有200多名执业律师因此身陷囹圄，且涉嫌“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占全部律师维权案件总量的80%。充分揭露对当事人有利的信息，这是每个辩护律师应尽的职责。但是，这样一种职责的履行却因《刑法》第306条的存在而举步维艰。

　　纪伯伦曾言：“真理，在被说出来前就已经是真理。”确实，事实的真相并不因争论而产生客观上的改变。但是，古谚有云：“对于一个事例，已听闻两方辩论的人，当然较易于辨别其是非。”律师并非巧言令色的诡辩者。在争讼中，其存在的意义便在于将有利于当事人的事实以合法的方式再现出来。而刑事诉讼中动辄涉及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律师作为弱势一方，即被告人的代言人，更应该据理力争。法律应当保障律师与被告人这种充分辩护的权利，使其能与公诉方平起平坐。不过，遗憾的是，《刑法》第306条阻隔了刑事诉讼中这样一种平衡的获得。作为“原告”，公诉方可以抓捕作为“被告”的律师，一旦公诉方对被告方律师不满，便极易令《刑法》第306条沦为权力附庸，成为权力侵蚀权利的“合法”借口。

　　毫无疑问，律师应竭尽全力主张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那么，律师是否也应揭示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呢？任何一部法律都不会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作为其代理人，律师也不应承担此项义务，证明被告人有罪其实是公诉方的义务。但在现实中，公诉方却可以将其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通过《刑法》第306条转嫁到律师身上。被告人若有任何不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就成为追究辩护律师伪证罪的理由。这显然有悖司法伦理。

　　权力的肆无忌惮，对应的自然就是权利的退让蜷缩。《刑法》第306条的存废之争，应有个明确的说法，至少应当和拆迁条例一样，先进行广泛的讨论，还法律对权力的威慑。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律师执业环境恶化、控辩双方失衡加剧、职业报复迭出等体制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