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可以看见的是，即使这些点滴的进步，也端赖居中裁判的法官，法官应当把被告人、律师提供的线索、证据的门槛放低，从而把举证责任转移到公诉人；法官应当认定长时间不让睡觉、威胁、欺骗等软暴力也是一种刑讯逼供；法官应当更多地采信口供之外的证据，如物证、书证。只有如此，才能减少冤案的发生。如一个外国法官所言：历史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与依赖通过专业化的侦查活动独立获得外部证据相比，一个过分依赖“供述”的刑事司法制度将会变得让人难以信赖，而且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

　　当下，毋庸讳言，地方化、行政化、平庸化的法官，面临刑讯逼供现象层出不穷的案件，犹如狂澜已起的汪洋中，一条漏水不止的大船。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过程，是不同位置水手们的不同处置方案，都带有很强的位置意识，大多缺乏大局观念。因而，最终出台的两个规定，虽然能起到一定补救，却最终无法有效堵住这些漏洞，数年后，人们依旧可以不断见到佘祥林、赵作海们飘零海上。多年后，历史会告诉水手们，什么是错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