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复仇”案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2015年2月5日，河北省涞源县南屯镇张家庄村，毕志新走进了他从小就认识的同村人冀鹏的家，用手中的镰刀杀死了对方。毕志新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认为冀鹏先后三次强奸了他的妻子，而且在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中，他一直走得不顺。最终，他选择了“复仇”。

　　2017年，本案终审定谳，尽管毕志新和家人屡次上诉，认为被杀的冀鹏有错在先，但各级法院始终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只不过在终审中，将民事赔偿的金额从先前的16万元降到了2万元。

　　毕志新的妻子不接受终审判决，她认为判得太重，将会继续申诉。而对此感到“不服”的，也不仅是毕志新的家人，案件详情曝光后，网上出现了不少“同情”毕志新的声音。这些声音认为，冀鹏强奸毕志新妻子在先，毕志新一家又一直没能得到司法救济，因此，他的复仇行为可以理解，法律应该轻判。

　　这种“支持复仇”的朴素是非观念，确实有着不小的群众基础。然而遗憾的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之中，这种观念并不能、也并不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法律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以秩序止干戈，用规则平争讼。在法治不彰、民风彪悍的古代，复仇或许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蛮荒时代的规矩，无论如何都不能用在讲求法治的现代社会之中。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并没有指责法院判决的理由。事实上，法院的判决，已经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法理与人情的平衡。首先，法院并没有对这起杀人案件判处死刑，为毕志新留出了生存和减刑的余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其次，河北高院在终审中将民事赔偿金大幅降低，降到了2万元，说明法院也认识到了被害者冀鹏在此事之中的过错；最后，法院之所以没有对毕志新做出更轻的判决，是因为无论毕志新心中有多少愤懑，多少委屈，都应该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加以解决，无论如何，这种违背法治原则的复仇行为，都不应该得到鼓励与纵容。

　　一些媒体曾经将这起案件称为“辱妻杀人案”。因此，人们很容易将这起案件和之前影响甚大的“辱母杀人案”联系到一起，并以此为据，认为毕志新也应比照于欢，得到从轻判决。但事实上，两起案件的具体情节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在于欢刺死讨债者时，于欢本人和他的母亲都正在遭受不法侵害，其人身安全正在面对威胁；而毕志新在杀害冀鹏时，冀鹏并未对毕志新或其家人进行任何侵害，毕志新本人或他的家人也没有遭遇任何威胁。事实上，法院最终之所以将于欢的刑期减至五年，是因为于欢在杀人时确实受到了威胁。支持防卫，但不支持复仇，也是我国法律一直以来奉行的基本原则。

　　然而，河北高院的终审判决固然没错，但这起悲剧难道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各级司法、执法机关，在这起案件中就真的没有需要反思和进步的地方吗？恐怕也不然。法律当然不该纵容这种复仇，但是，健全的法治却可以防患于未然，提前避免这种复仇的发生。

　　事实上，悲剧的种子，早在复仇发生之前就已经种下。2014年，毕志新和他的妻子在寻求村中调解失败之后，走上了向司法机关控诉冀鹏涉嫌强奸的道路。然而，他们的控诉之路走得十分不顺利，几次控诉，都被当地司法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作为强奸案受害者，毕志新妻子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间，冀鹏甚至放出过“你爱哪儿告哪儿告，老子有的是人”这样的狠话。而最终让毕志新选择复仇的导火索，则是在他们夫妻二人前往北京“讨说法”之后，竟然反而被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拘留了10天，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试想，如果当地司法机关能够早一些对这起纠纷给予充分的关注，更加重视强奸案中受害女性的陈述，如果当地执法部门能够更加理性平和地调解纠纷，不动辄拿出拘留手段对付想“讨说法”的当事人，事情是否就能避免走到这一步？在这些问题上，当地有关部门确实有待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