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温州老城区的霓虹灯，曾照耀过叶文楠(化名)的背影，但依旧没有照亮她的未来。4月24日凌晨，她在市区的河里结束了自己悲苦的生命。

    相比叶瘦弱的肩上所曾扛下的离婚、下岗、父亲中风、母亲瘫痪等遭遇，她充满悲剧和荒诞意味的后半段生命，写到留给孩子的纸上，只有寥寥5个字：妈妈在河里。

    我读了20年书，从没有读到比这更悲惨的一句话。

    一个多月前，她亲手闷死了自己82岁的母亲，“为了‘解脱’重病停药后极度痛苦的母亲”。母亲在被送院时，除了腰椎骨折的陈旧伤，还忍受着褥疮、低钾血症、营养低……心脏、肺等器官都面临衰竭。

    生活太不易，特别对那些生活缺乏保障，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中老年人。

    即便如此，这个只有一米六的小个子女人还是希望母亲能活着。哪怕是老人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她依然不同意接母亲回家，生怕有何闪失，直至在医院建议下签署“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告知书”。

    老人被停药后，仅维持静脉营养，“还有一周，或更长”。她两次问能否让母亲安乐死，医生均给了否定的答案。

    生而不得，死而不能，叶文楠陷入一个悖论，关乎伦理和现实。

    类似的故事和纠结每年都会在网络上呈现，而更多的挣扎和无奈，则隐藏在这个社会各个不同的角落，可能是在高墙背后的阴影里，可能就在闹市炫丽的霓虹灯下。

    每当这样的社会悲剧一次次上演时，人们不得不问，是否存在一种可以兜底的社会救助机制？它存在于伦理与现实的矛盾之外，只是为了救助生命，或者让生命善终。

    叶文楠显然不知道，也无力追问。她只想给母亲有尊严的死亡。

    凌晨的黑夜里，叶文楠决定由自己来解开这个悖论。她拔掉母亲的氧气管，看到母亲呼吸痛苦，又用枕头蒙住老人的脸，直至呼吸急促，直至四围陷入一片平静。她打来水，给老人擦干净，整理好衣服，坐在床边等待天亮。

    谁也不知在那个夜里，这个中年女人内心有多少充满痛苦的斗争，但是她周围的很多人看到，她照顾中风的爸爸6年，伺候瘫痪的妈妈4年，一天要打几份工，疲于奔命，“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打击”。

    面对来查房的护士，叶只是轻声说，“我把妈妈闷死了”，然后等待医院报警，等待被警察带走。进入4月，在亲戚的请求下，警方将她由刑拘改为监视居住。叶文楠回到那个一个月只用3块钱电费的小黑房子里。

    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她选择投河自杀来为自己“解脱”。

    坚持照顾父母10年，已属不易；杀母以及自杀，也是无奈，旁人很难说清对与错。作为母亲，不希望拖累女儿，而作为女儿，哪怕有一点点希望，也要母亲活下去。而叶自杀的考量，除了内心对母亲的愧歉外，或许也是希望孩子不要再跟着她、更不要因她受苦受罪。

    她并不害怕去坐牢，只是承受不了这个结果，受不了一直在社会最底层的阴影里苟且地生活。那种照顾父母的力量荡然无存了，生命逝去本身的无力感也作用在自己身上。

    从家人重病，到一个家庭的几近毁灭，给社会留下的痛是沉重的。这一幕家庭的悲剧，何尝不是一道社会之伤。

    讨论安乐死合法化，讨论医疗服务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应更为健全，多向弱势群体倾斜，对叶文楠和母亲而言，已无意义。唯希望当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老去时，不会有太多这样的社会悲剧发生。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国家富强了，国民应该感到幸福；国家向前发展，阳光应该照在每一个中国公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