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相比较西方等国家，我国在产假、哺乳假还是陪护假等休息时长的设置上都远远落后。而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均明确由公共财政分担一部分生育成本，英国女性职工的产假工资是由国家支付给雇主，再由雇主发给职工。
康莉认为，目前都在强调生育成本社会化，但更多的还是涉及生产性成本，对于“社会激励成本”没有重视。优生优育是生育管理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激励育龄夫妇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创造优生优育的条件，保持孕妇身心的安全健康，因此更多的成本支出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一成本应该由整个社会来共同承担。
“各级妇联组织一直在为女性就业歧视和生育权保护等问题呼吁，但理念的转变却仍未跟上。女性培养合格下一代的社会意义，绝不低于职业女性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贡献。在全社会普及这种认识，也是逐步争取权益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康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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