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首先只是个运营商，本身的判断和理解能力都是有限的，把它的判断和决定作为维护民事权利的一个主要手段，这个对它的法律责任、风险压力太大。”北京师范大学民商法教授薛虹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是法院，没法采取措施进行听证、质证，它只能做最表面的比对。

　　薛虹表示，把不合适的信息直接删了，把网友账户封了，赶出微博，这样就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实体正义。但另一方面，假设某网友真的发表不当言论，他却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没有陈述理由，双方也没有真正的辩论。

　　“没有走这样一个程序，那么，如何判断是否侵犯了投诉方的合法权利？”薛虹说，这时，作为第三方的微博直接删除他人信息，就缺乏公信力。

　　薛虹认为，从长远角度看，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在社会监督或是政府支持下建立专门的争议解决、投诉处理机制，由第三方相对独立的机构来处理，可以调解、仲裁，也可以双方进行谈判。

　　她举例说，微博可以委托第三方，建立争议解决机构，由专家、专职人员进行判断，或协助双方进行谈判、调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微博的技术人员来判断。

　　至于言论自由与侮辱诽谤的界限，薛虹坦言，“这是个法律的难题”。

　　薛虹表示，在民事纠纷领域内，一些言论是否构成“侮辱诽谤”，是否具有恶意，是否构成对别人人格尊严的严重践踏，这些都不是单凭被投诉的一份信息就可以判断的，这取决于证据。

　　“我们一般推定言论自由优先，就是公民有表达的自由。”薛虹说，如果你要证明某个言论的表达构成了对自己合法权利的侵犯，应该承担举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