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是与废止嫖宿幼女罪的网民呼声相“角力”的另一个人。在他看来，“嫖宿幼女刑罚过轻”是个伪命题。

　　“刑罚重不重，不能光看纸面。司法实践中，99%的嫖宿幼女罪判得比强奸罪重。”他举例称，虽然《刑法》规定强奸罪的“顶格刑”是死刑，但一般只适用于3次以上并伴随暴力的极恶劣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强奸1次、仅涉及1名幼女的普通强奸，多数刑期只有3～5年。

　　“而嫖宿幼女罪的起步刑就是5年。在贵州习水案中，有3人获刑7年，有人判到10年，也有人判到14年。一般嫖宿幼女的刑期，大多在5～7年之间。”阮齐林说，考虑到嫖宿幼女罪一般属于“非暴力犯罪”，“道德因素在量刑中已经体现得很重了。”

　　针对15年“顶格刑”不够高的质疑，阮齐林教授强调，一般公众并不了解，判定某种罪在立法者眼里“性质严不严重”，主要看的是“起步刑”。而“最高刑”，则更多考虑的是“是否使用了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嫖宿幼女罪“起步高而顶格低”。

　　“比如《刑法》中规定，绑架罪的起步是10年，抢劫罪的起步是3年，我们就说绑架罪比抢劫罪性质重。但绑架罪的刑罚里，没有死刑，抢劫罪有死刑，因为暴力抢劫可能致人死亡，而只要绑匪不弄出人命来，不会定死罪。”他举例说。

　　在阮齐林看来，嫖宿幼女罪5年的起步刑，已经用比强奸罪更严重的定位否定了幼女拥有“性处理权”。

　　“打通”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

　　嫖宿幼女罪究竟该存该废？在争议声中，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已经发起调研，调研小组选取嫖宿幼女案件多发地区进行，并承诺尽早出台针对该罪名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推动废止嫖宿幼女罪的远不止张向东这个“外行”。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佟丽华等都是积极的行动者。

　　这些“内行”也建议，凡是与不满14岁幼女发生性行为的，不论是否自愿，不论有无金钱交易，都应该按照强奸罪依法严惩。

　　张向东曾用一张柱状图，展现了韩国、德国、美国等国的相关规定。“这些国家规定：成年人与16岁以下的幼女发生性行为的，都要负刑事责任，要受重罚，不管是否有性交易。”他说，“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此伤害，应该是一种共识，不该分有偿和无偿。”

　　而高铭暄、阮齐林等教授则认为，鉴于“立法中已经做了细致地考虑”，废止嫖宿幼女罪，并无必要。

　　“判断一个罪名是否有震慑力，要看的是大多数普通案子怎么处理，而不是极端个案怎么处理。总体上，如不考虑其他加重情节的话，嫖宿幼女罪比强奸罪判得重。一两个极端例子判不了极刑，不意味着这个罪名对幼女保护不力。”阮齐林说。

　　还有法学专家指出，立法机关应对社会民意进行充分考虑，“但刑法作为基本大法，需要保持稳定，不能轻易受社会情绪左右。”

　　张向东等提出，判定“嫖宿”是将幼女定义为卖淫者，是对其的二次伤害。对此，阮齐林认为，这更多的是观念问题。“成人社会对此都有共识：小孩子是受害者。而一个社会对引诱、组织、强迫这些幼女卖淫的如何惩处，才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尊重、保护幼女的标尺。”据他介绍，我国《刑法》对强迫幼女卖淫，刑罚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乃至死刑，“这方面的惩处力度，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

　　但阮齐林教授也认为，嫖宿幼女罪“顶格刑”太短，对“一嫖再嫖”或情节恶劣的人，缺少束缚。

　　“一种解决办法是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打通’，选取二者中刑罚重的那一个适用。”他表示，适用嫖宿幼女罪刑罚重的，就定嫖宿幼女；如果达到3-5次以上或者有极端情况的，则定强奸罪，相应刑罚更重。“两种罪本来就是相通的，不是排斥的。”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明祥认为，还应对“何为嫖宿”作更严格地解释，以免被滥用。只有幼女之前与其他人发生性行为且收过钱，现在又基于自愿同男子发生性关系，甚至主动向男方提出金钱给付要求，才能解释为卖淫，并进而认定为“嫖宿”。阮齐林在此基础上表示：“不能说给钱的都是卖淫，不符合上述对幼女‘嫖宿’标准的，应该直接定为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