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卷材料反映，刘四新在2008年2月即发现妻子手机上有骚扰短信，且都出自同一手机号码。为了完成浙江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也顾及对孩子的影响，他隐忍未发。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四新得知这是师范学院时任党委书记张仲林的手机号，不由非常愤怒，但平静下来，他不得不考虑妻子的处境。此后，他难以集中精力做研究，研究课题也受到了影响，只好向浙江大学提出延期半年。

　　2008年10月下旬，刘四新从浙江省杭州市回到北京，他悄悄留意看了一下妻子的手机，发现还是那个号码，有一条刚刚发来的短信：“想要你。”

　　2008年11月，刘四新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完稿，他才和妻子“摊牌”。小叶得知丈夫早有察觉，就把张仲林两年来用手机、电话，甚至手摸等方式对她性骚扰的事情和盘托出，并说：“我是张仲林的部下，怎能得罪他？他快退休了，我忍到他退休就完了。这事要是说出去，对我、对你没什么好呀。”

　　听完详情的刘四新更加气愤，他决定要揍张仲林出出气，而促使刘四新付诸行动的“导火索”，则是此后某夜间张仲林打来的一个电话，当时，他们夫妻即将入睡，刘四新就在妻子身边。

　　2009年1月22日，马上就到春节了，14时许，刘四新用妻子的手机以妻子的口吻给张仲林发去短信，说有事找他面谈，约定15时30分在张仲林的办公室见面。妻子怕事情闹大，苦苦相劝，但刘四新不听：“张仲林欺人太甚，我必须要他赔礼道歉，还要他精神赔偿，否则谁也别想过年！”

　　两个小时后，刘四新回到家中。妻子见他脸色很难看，没敢问情况。第二天刘四新索赔拿到16万元的事情，其妻也一概不知。

　　自力救济还是敲诈勒索

　　刘四新被刑事拘留后，对殴打张仲林的行为供认不讳，表示愿意赔偿医药费，并承担法律责任。但就向张索赔16万元的行为性质，刘四新认为，张仲林性骚扰的事实存在，作为受害人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党委给北京市公安机关的信函上反映，公安机关也曾于2009年4月17日告知张仲林，此案可能只对刘四新以故意伤害罪移送审查起诉。

　　最终，公安机关以敲诈勒索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和敲诈勒索罪对刘四新提起公诉。

　　在庭审阶段，刘四新进行了自我辩护，称向张仲林索赔的行为系民事维权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对张实施殴打或者以向组织反映相要挟都不能改变索赔的民事性质。本案系事出有因，张仲林的性骚扰行为侵害了其作为丈夫对妻子的核心权利(夫权)，对夫妻二人及家庭造成永久且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害，因此，刘四新有权向张仲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四新索要16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有因行为，且原因正当，是权益受损之后自力救济的自助行为，自力救济索要赔偿的数额往往比民事诉讼赔偿额高，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被告人刘四新不是在索要赔偿未得到的情况下，殴打张仲林强迫其赔偿，而是激情之下致伤张在前，索要赔偿在后；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具有过错，因此，请求法庭对公诉机关指控刘四新的敲诈勒索部分宣告无罪。

　　北京大学法学院及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的教授们分别出具书面意见，发表他们的观点。

　　他们认为，刘四新的索赔行为是具有一定正当理由的“有因”行为，其主观上只是意图获得损害赔偿，而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其伤害行为的不正当并不能否定其行为意图所具有的一定正当性。刘四新的行为不是无故地以公开他人隐私为由威胁他人，强制他人交付财物，而是作为一名受害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侵权人张仲林索赔，其行为确有过当之处，但并不因此由维权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对此仍应通过民事途径解决，而不应按照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2009年10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本院认为，即使张仲林对小叶具有不当行为并达到侵权的程度，其自应对该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该法律后果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具体的法律责任并非任由当事人或他人决定，而应由司法机关决定，但刘四新即对张仲林发出胁迫，迫使其基于恐惧心理交付财物，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刘四新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