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敬祥抬头望向天花板，哽咽着说，“我最想、最想，嗯，跟父亲、母亲说句话：我……连累他们了！”

　　最对不起妻子和孩子

　　胥敬祥育有3个孩子。

　　大女儿1987年出生，两年后二女儿出生。两个女儿已经结了婚，却与他这位父亲没有任何联系。小儿子是1991年出生的，“现在长得可精神啦，身高一米八一”。胥敬祥有些自豪地说。他庆幸，小儿子还能让他感受到曾经的家庭温暖。

　　胥敬祥说，他自己只读到小学六年级，便没再继续学业。16岁那年下煤窑背煤，第一个月领到78元工钱时的兴奋劲至今还记得，“那是1977年啊，大学教授一个月才56元工资嘛”。他寄给父亲60元，自己留下18元生活费。3年后，不满20岁的胥敬祥揣着上千元辛苦劳作的钱返回家乡，凭着果断和聪明，凭着诚信和坚忍，投身经商创业的摸爬滚打中，成为绝大多数同龄人羡慕的有为青年。

　　“不说谎、不骗人”，父亲的家教在胥敬祥心里扎了根。他坚持自己认定的处事原则，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一九八几年那时候我就是万元户了。”胥敬祥说，24岁那年，他出手4000元盖起全村最好的青砖瓦房，转年再盖起两间偏房，“那年月，村里大多数村民住房都是用黄土打垒墙的房子，没人盖得起青砖房”。

　　盖好房子张罗结婚，新娘子是邻村姑娘，结婚时花了一千多元置办大衣柜、方桌、条几、写字台、沙发，“那时县城里的人家也没多少人有我那条件的”。

　　提到妻子，胥敬祥的谈兴一下子消失了，他嗫嚅道：“如果她恨我，我也活不了。”

　　胥敬祥被羁押在县看守所那5年时间里，妻子每隔10天探望丈夫一次，带上家里做好的饭，骑车40多里路，风雨无阻，从不间断，“那些年，她没过过一个节，都往我这儿跑”。

　　胥敬祥入狱那年，三个孩子老大4岁、老二两岁，老三刚刚出生4个月。妻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和艰辛，他无从了解，但只要一想起，心里就阵阵刀割般地刺痛。

　　出狱1年后，他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妻子坚持把3个孩子的抚养权揽走，“她离了孩子活不了，我不想让她伤心，放弃了”。胥敬祥说。

　　去哪儿找回原来的日子

　　出狱当年，胥敬祥回家种地，一年后卖掉收获的玉米和小麦。第二年，他去山东青岛打工，然后到山西太原给一家建筑工地看大门。

　　获悉赔偿决定已经下达，平静已久的心态骤然开了锅。

　　“7天里我瘦了十来斤！”他“六神无主”，“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后，他向建筑工地老板请假，说：“我的赔偿决定下来了，我得去郑州，拿不到赔偿我就不回来了！”

　　在宾馆房间里，记者看着胥敬祥小心翼翼地把赔偿决定书捧在手里，用粗糙的右手抚过赔偿书上的一行行字低头细读，不时要抬头大喘口气再继续下去。

　　几遍读罢，他把赔偿决定书抛在床上，眼睛湿润着愣了半晌，缓缓地说：“就算赔我500万，我还能去哪儿找回我原来的日子？”

　　胥敬祥走到哪都不愿摘掉头上那顶毡绒棉帽。记者一再追问才得知，原来，他进看守所第7天，满头黑发就成片脱落，现今那光秃秃的脑袋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陡增十几岁，这令他无法承受。他拿出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指着照片上自己浓密的头发，感叹连连。

　　12月16日清晨，周三。记者跟随胥敬祥乘车从郑州出发，前往鹿邑县法院和检察院。上午，这两家义务赔偿机关告知胥敬祥，他们已经将申请财政支付国家赔偿的报告呈递县里，目前在等待回信，什么时间赔偿到位不好说，因为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

　　当日下午，记者前往县财政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局长在外出差，经联系回复称，没有接到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申请报告。

　　记者随后走进鹿邑县人民政府。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谷庆林联系县长刘政后向记者答复说：“这个钱虽然今天兑现不了，但明天一定兑现！”

　　从鹿邑县驱车赶到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时天色已晚，副院长梁维在办公室里告诉胥敬祥，